茅于轼八十自述：朋友成就学术。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每天要我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应该说，祖母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又去了加拿大实习，再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1950年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

学习和教育　　

我上的头一所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46级的校友。总的来看，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经常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

1955年，我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学，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另外感觉自己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历史书。

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没学到新东西，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颇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明白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

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还剩下2000美元。一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这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恐怕至今也是凤毛麟角。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

2024年1月1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先生95岁生日。在此特别重刊茅老80岁生日时的自述文章，以资庆祝。

原文摘自《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
岑科傅小永郭玉闪周克成 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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