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改革开放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文革动乱之后，物极必反。

文化大革命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程度，将极权制度的残酷性推向了极端的程度，每一个有理智的中国人都感到中国必须改弦更张，必须重新作出选择。

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共识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革将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问题推向极端，将它的问题暴露无遗，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所以官民都有改变现状的共识，即改革开放的共识。

但是，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在文革中吃的苦头是不一样的，官僚集团吃的苦头是来自民众的冲击，民众吃的苦头是来自极权制度的残酷。

所以，民众要求通过改革开放挣脱官僚制度的锁链；官僚们要求改革开放是稳固官僚制度。

文革最后胜利者的官僚集团，虽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但他们严防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垮了他们的利益保障——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

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也必须坚持毛泽东留下的意识形态。

当年的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的激烈的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事过７年以后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

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月22日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

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据起草者之一的李洪林回忆，原来计划是华国锋在闭幕式上讲话，在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胡乔木向李洪林面授机宜，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讲，还成立了由胡乔木、吴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组成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主持。

邓小平对起草者说，讲话中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

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在以后被取缔。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国家出现乱局，就不可搞改革开放。

为了稳固政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的，所以邓小平用“四个必须”来表达。

“两个凡是”和“四个必须”虽然有不同之处，但都含有继承毛泽东的体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这一套，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

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作出了解释，在经济体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走出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探索》主编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中国人权》主编任畹町。

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

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