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时为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访谈中说，天朝的体制是“Fool's Errand”（“傻蛋事业”），注定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天朝实行的山寨版的苏俄制度会毁掉经济发展成果。这本应是经历过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代人的常识认知，但常识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天朝经济还在蒸蒸日上时，神州才俊弄出一些反常识呓语，比如独裁才能发展经济。官府花大钱买了些洋五毛专家，又花小钱养了批土五毛专家，弄出“中国模式”这种不伦不类的“理论”。因为过于反常识和反现实，只流行了几年就消停了。钱一少，洋五毛就散了，只剩下一群土五毛还在舔盘子。

二战后，东亚几个国家或准国家，除天朝和北朝鲜外，都经历了经济起飞和民主化。民主化或者跟经济起飞的前半程同步，或者跟经济起飞的后半程同步。跟经济起飞相伴随的还有国民精神世界的现代文明化，认同民主、自由、宽容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从这些年趋势看，天朝的经济起飞大致在前半程就夭折了。

基于个人观感，跟日本韩国台湾相比，天朝的最大问题是封闭，不止是国家和社会封闭，而且人的精神世界更封闭；不是只底层群众封闭，大学的知识阶层也封闭。这十几年，每次去国内，最大的感觉就是封闭，说给国内朋友听，他们没有同感，觉得已经相当开放。精神世界封闭得太久，对世界已经丧失了常识认知。

日韩台，会看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如何影响普通人的言行，但听他们说事，精神世界大致跟现代文明世界同步，比如说对待同性恋、对待选举、对待异性、对待不同意见等。听大部分中国朋友说同样的事，缺少这种同步感，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党国，他们的三观好象只是党国宣传的一个变异品种，跟世界脱节。

几年前，天朝折腾出大瘟疫，封闭变成了物理世界的现实，一些朋友才恍然大悟。其实，跟日韩台相比，天朝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只是为了发展经济，多少开了些吃喝玩乐吹牛的空间。大瘟疫的非常状态把已经成为日常的封闭推向了极端，人们才有了感觉。常年累月的社会封闭和精神世界封闭让大部分人失去了感觉。

多年前，还曾梦想退休后去中国教教英语或什么的，后来不再异想天开了。那种人跟人的关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比二十多年前出国时还糟糕。比如，看到不少老师把学生当成他/她的仆人或随从，像是学生的所有者（owner）；他们很多也不知道人跟人正常交往的边界在哪里，看到很多在涉及异性间交往时，他们分不清日常交往或友谊跟情爱约会的区别，搞出一些在成年人看来的儿童式行为方式；很多老师对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交往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这都是些封闭社会养成的人际交往恶习，那种氛围令人相当压抑。我等已经习惯了开放社会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想远离那种封闭环境中唧唧歪歪的怪异行为方式。

二十五年前到美国后，曾经有很多年没去故国。第一次回去，想十几年过去了，经济蒸蒸日上，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总会跟着开放一点吧。生活世界的现实证明，我错了。在很多方面，经济发展没有让社会更开放，也没有让天朝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更开放，反倒加固了封闭的围墙，不只是外在的围墙，而且是精神世界的围墙，都更高更厚了。

新冠封城时，一位国内朋友（不是在学校温室中的博士教授，而是很接地气的朋友）说，经济发展把大部分中国人都驯化了。在封闭环境中，才能把人或动物驯化。驯化后的精神世界是个封闭的精神世界。天朝经济熄火后，不知道它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启动一个“去驯化”的过程。只有打破封闭，才有希望现代文明化。

看东亚几个国家，现代文明化成功的日韩台，都经历了经济腾飞、政治民主化、国民精神的现代文明化。北朝鲜三者都没有，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国家。中国经历了经济起飞，阻挠政治民主化和国民精神现代文明化，发展成张牙舞爪的畸形庞然大物，自残自噬，政府威胁国民，全国威胁周边，经济起飞难以为继，重蹈现代文明化难产夭折的宿命。

红色基因土皇帝上台后，走上跟现代文明世界正面对抗的不归路。天朝大致靠着改开和入世形成的惯性维持运转。但商界和政商界的先知先觉从2013年起已经闻风而动，大规模跑路，不到两年，天朝外汇储备流失万亿美元，相当于总额的四分之一。那波过后，后知后觉开始零零星星地跑路。到瘟疫起来再跑的，大部分属于不知不觉或要赚最后一块铜板的铤而走险者了。

世界就是世界，后知后觉的地板下面还有无数不知不觉的人群。

回头看这十几年，天朝大致走过了这么一条路径，跟它过去100多年的路径律一样：在关键的历史结点上，面对不同道路，它总是选择最差的一条。唐德纲前辈曾指出过这个天朝宿命律：在现代化的三大路径中（英美、德法、苏俄），天朝选择了苏俄路径。改开进行到经济起飞，本来又是一次现代文明化的机会，但它又选择了一条最差的路径，就是选择跟美日欧现代文明世界对抗，加固苏俄制度，全面清算改开成果。

天朝的现代文明化又一次难产，不是从这几年开始，而是2008年奥运会时已经有了明晰的难产迹象。这几年已经是难产后的失血状态。跟以往每次难产一样，大批国民返贫，承受旷日持久的困苦和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