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 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

---刘崇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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