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９４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１０８７件，古籍４６００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２０·６４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１分钱，墨锭付了２ 分钱（钟史闻：江青掠夺文物阴谋反党）。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３４０００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５５００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１０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５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９６名知名人士以及２５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１８５８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５０７７册，仅支付７６６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１０００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３４２件、图书５７０２册，吴法宪拿走文物１５１件、图书６２０册，李作鹏拿走文物５７９件、图书１４９４册，邱会作拿走文物１８８件、图书１１６１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７７轴、碑帖８册、线装古书３函另５１０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３３件名画，林彪获得１６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３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１１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９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１件（何满子：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１９７０年５月２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