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 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