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
“三峡移民政策按照水位线移民，但是一般山区的村庄很少像东部地区那样家家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样就会发生如下情况：某个处在135米线以下的家庭，就属于一期移民，要移到某省某县；但他同村的父母的房子在145米线，属于二期移民，要移到华南某省某县；他的叔叔家在156米线，就 会跟随三期移民到另一个省。根据水位线高低分批安置移民的方案，曾导致不少惨烈事件发生。‘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离开便再不能回，于是在移民日期的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然后要求儿女将自己葬在175米线以上（三峡蓄水的最高水位线）。很多移民村移民镇，在一段时期集中出现两件事，一个是大规模的乡村宴会，另一个就是葬礼。’高嵩说。于是，在三峡的许多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

“90年代末，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曾亲眼目睹一个家庭的外迁经历。‘一家五六口人，年轻的都打算走了（被移往广东），家里80多岁的老头子拗着就不走。当然，他也走不动了：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好在我得了病啊，不然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地方，谁受得了啊？’”李世权说：“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熊正华和刘红英是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很多老人知道自己一旦离开便再不能回家，于是决意离开这个无法再正常生存的世界。后人将老人的遗像贴在即将被淹没、拆除房屋的墙上，以表达对老人和老屋的怀念。李风先生留下这个场景和离去的老人。在三峡库区的山坡上，会看到立起的一座座“175米”石碑，石碑周围能看到许多拒绝离开三峡的老人的新坟。到底有多少以死抗争的三峡工程移民，也许这将永远是一个不会公开的谜。

柳白在《三峡挽歌》一书中提到三峡移民刘长英自杀一事。柳白写道：
从大昌城走上40多分钟，就爬上了河口村八社王仁福家住的高坡。浩浩清风从山下的大宁河吹过来，令人倦意顿消。望着波光粼粼的大宁河，老王告诉我，河里有国家保护动物娃娃鱼。然后意味深长道：“鱼都有人保护，我们这些大活人又有谁来保护？人的命难道还不如一条鱼？”他接着遥指七社告诉我，镇政府强迫搬迁，七社陈祖满的母亲刘长英自杀死了，一家人好惨。我没有继续问他陈祖满家的现况，不是不想知道，是因为怕。大昌镇的青山绿水后面掩藏的那么多的丑恶，真让人匪夷所思，痛心疾首。

三峡工程移民不愿意离开故土，以死抗争。笔者借用涪陵作协主席李世权的话在此吊念那些死去的老人：“我读了一辈子书。那些书里所写再大的悲，都无法与三峡移民远离故土的疼痛相提并论。”

图：2013年10月12日三峡库区秭归泄滩的长江边，三峡库区175米水位线边上，老屋里墙上熊正华（男）和刘红英（女）两位老人的遗像。他们村全部淹没在175米水位线下了，村民早都搬迁到山上的新集镇去了，但两位老人到死都不愿意离开江边的老屋。

---王维洛|三峡难民——三峡工程制造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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