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日的直播中，我提到了对繁荣模式下国际竞争新规则的理解：

繁荣模式下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是以城际竞争的形式出现的。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特有现象，汇聚着一个地区的人口、资源和机遇，象生物群落一样有着自身的独特发展规律，有自己的新陈代谢，微循环、生长和死亡。
繁荣模式，是在城市内部因人口、资源、机遇的聚焦而被“点燃”的社会学链式反应。
在城市中，人口、资源、机遇的聚集引发了对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需求。人口的密集居住引发了对调解日常生活中人际冲突的治安服务、法律仲裁的强烈需求，资源的聚集加速了商业合作与商品交换，也就引发了对明晰产权、调解商业纠纷设立更细致法律规则的需求（例如对股权、期权交易规则的争议），因人与人的互动更频繁、资源整合、交易更频繁，城市中的机遇远远多于人口分散的地区，为察觉机遇、捕捉机遇以获利，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养成了更敏锐、更积极、更大胆的思维习惯。
这样的人，是会寻求对自己更有利的游戏规则的人。聪明人，有维权意识的聪明人，大量聚居在城市中，形成了对城市法治建设的无形压力。城市也需要满足他们，需要吸引更多聪明人前来，因为他们的创造力，正是城市自己生命力的来源。
城与城之间的竞争，就此无意识地变成了创建能让居民的创造潜能最大限度发挥的制度环境的竞争。
是城市的特殊环境，引发了自由与创新、创新与自由的良性循环。
在繁荣模式下发生的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不再以部落战争、民族矛盾、宗教战争、国家间的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形式为主导，而是以城市与城市之间在发展经济层面，以建设宜居环境争夺人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争夺投资的形式为主导，以和平的良性竞争为主导。
延伸到国与国的竞争，也就是国家通过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维护良好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来“滋养”出自己的亮点城市，由此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如果说国与国的竞争象一场奥运会，那么各大城市就是各国的“种子选手”。

我在此强调城市在繁荣模式中的特殊意义，是因为通过理解城市的作用，我们能找到促成一个地区尽快完成繁荣转型的捷径。
那就是以城市为先导，以在城市中生活的城市人口对法治、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本能偏好为基础，以城市范围内的制度建设、规则维护为基础，去感染和辐射周边地区，去影响在观念更新方面较迟缓的村、镇。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
在中共国，进了城的农民工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民工子弟，到成年找工作的时候，不但不肯象父辈一样以健康为代价超长加班赚取微薄的薪水，还会熟读劳动法，试图对企业的违规作出反抗。
他们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敏感性被中共洗脑教育阉割了，但对财产权利的敏感性并没有。
许多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性，就算年纪大了，也宁可漂泊辗转在不同城市里靠打零工生活而不愿回乡，就是因为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她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有更多保障，城市也能为她们提供更多的谋生方式，更多机遇。
城市，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在制度完善的现代城市环境中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维权经历，会强有力地改变出身于匮乏环境的人们的观念。
而我们都知道，观念的转变是人口结构改变的开始。

另外，我还想强调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一种特殊的“城市”已经出现。
那就是虚拟城市。
互联网，同样能起到将人口聚集起来，将资源聚集起来，将机遇聚集起来的效果。
一个平台，就象一座城市。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利用网络，完全可以保持接近于城市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习惯。
与网络时刻连接着的人，常常能象生活在无形的城市中那样，保持着随时会接触海量陌生人的思维习惯，保持着对权利、对规则的敏感。
网络空间，令物理空间的有限，不再成为城市生态发展的障碍。
也令戒不了手机戒不了网的现代人，不论身在何处，都对“公共空间中应有更好的游戏规则”有了强烈需求。

透过对城市制度环境的建设，通过对网络“虚拟城市”属性的理解，中华沦陷区要完成繁荣转型，要完成人口结构、社会观念的转换，就有了可循的路径。
甚至未来，全球的繁荣转型，也同样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借鉴这些经验。

当文明的火焰，因人才、资源、机遇的聚焦在城市中点燃，薪火相传，它终将照亮世界的每个角落，驱走丛林的幽暗，让所有人都能分享其中的温暖。
这是我看见的未来，是我想促成的未来，是我想与你们共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