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不少人写文章都引用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过我发现，十之八九都用错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名称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名抢匪绑架了四名银行工作人员做人质，将他们扣押在银行金库 里长达六天。绑匪向包围银行的警察提出要求：为他们准备好三百万瑞典克朗现金，和一辆让绑匪以及人质出逃的汽车。警察同意给绑匪一辆车，但拒绝让他们带人 质一起走。谈判失败后，绑匪主犯打电话给瑞典总理，宣称如果自己提出的条件不能被满足，他会把所有的人质杀死。为了证明他会说到做到，他用手使劲掐住一个 被绑架人质的喉咙，在绑匪放下电话前，总理最后听到的是人质恐赫尖利的惊叫声。第二天，总理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一位被绑架的人质打来的，说她对总理的 态度非常不满意，要求总理尽快设法让绑匪和人质出走。这场绑架案最后以警察从银行楼上的公寓钻了一个通往金库的孔洞，从孔洞里向金库扔催泪弹后，绑匪向警 察投降而结束，四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令人大出意外的是，这些人质获释后，站在绑匪的一边，宣称他们并不害怕绑匪，反而更担心警察会伤害他们。有两名人质 后来还在审判绑匪的法庭上为绑匪作证，替他们开罪解脱，那个给总理打电话的女人质事过之后与绑匪多次会面，两家还成了好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被命名。

不少人写文章说，现在很多中国人就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们分明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与剥夺，可是却还要要对中共唱赞歌。他们就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错了。这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在斯德哥尔摩绑架案中，最稀奇的一点是，当人质已经获得解救，绑匪已经被抓并且已经被送上法庭之后，那几个人质却依然 对绑匪表示好感。这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所以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关键。如果人质仍然处于被绑架状态而对绑匪表示好感，那就不稀奇了，也很好理解，犯不 上再故作高深状给它安上一个特殊的名词了。

现在，中共还高坐台上，大权在握。中国人的命运还在它的控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向它示好，哪怕自己深受其害却依然作出很拥护的样子，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再说一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须是在人质已经获救，绑匪已经被抓并送上法庭的情况下，人质却依然对绑匪表示好感，那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假如未来某一天， 中国人民获得自由民主了，共产党下台了，乃至被审判了，如果那些曾经深受其迫害和剥夺的人还要出来为共产党说好话，那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现有资料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所有劫持事件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低的。根据2007年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绑架受害者会发展出“斯德 哥尔摩综合征”特征。迄今为止，“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一个医学概念也未得到权威认可。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权威指导《精神疾病诊断 与统计手册》从来没有收录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所有的绑架案件中，绝大多数人质对绑匪是反感的。即便他们在被绑架期间没有受到绑匪的伤害，事后他们还是会对绑匪很反感，因为绑匪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惊 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通则只是特例，不是常态而是反常。正因为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非常少见，因此，当我们把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安上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的帽子时，那多半就错了。

在我看来，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也不难理解，不难解释。在斯德哥尔摩绑架事件中，那几个人质之所以在自己已经获救、绑匪也已经被抓被送上法庭时依然对绑匪表示好感，并不是心理变态，而是情有可原。

当初，绑匪和警方谈判，警方拒绝绑匪提出的要求，绑匪没有撕票。绑匪手里有四个人质，但一个都没有杀害。这一点很关键。

如果绑匪手中只有一个人质，那就很难办。因为绑匪要是把这个人质杀死了，也就把自己置于绝地，再也没有和警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了。警方要对他们开火也就不必 投鼠忌器了。而在这起抢劫案中，有四个人质。如果和警方谈判不顺，绑匪完全可以先杀死一个人质，并扬言，如果警方不让步，他们就会把人质一个接一个地杀下 去。这就会使得警方非常为难。无论如何，为了惩罚两个罪犯而死掉四个无辜的人质，那总是极大的失败，警方是没法向公众交代的。可是这两个绑匪没有这样做， 一个人质都没有杀。不是时间仓促来不及下手，整个绑架事件持续了6天，绑匪有充分的时间杀害人质。绑匪完全可以通过对人质们的逐步升级的伤害来加强自己对 警方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绑匪就是没下手。在该下狠手的时候他们下不了狠手，直到最后束手就擒坐班房。可见这两个绑匪实在不是当绑匪的 料，是披上狼皮的羊。这就让几个人质对绑匪心生怜悯。人质们就会认为，这两个绑匪真还不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