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跃进的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周逊出版的《中国大饥荒，1958-1962》一书，完整公布了当年大跃进的史料，包括人吃人惨剧的真实案例，希望这样的惨剧不再重演。周逊耗时4年到数十个省级和县级的档案馆搜集资料，并将其中一百多份震撼性的文献整理成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

周逊说，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在饥荒中丧命。而社会变得更加残暴，最震撼的是人吃人的惨案，吃人的地方包括河南信阳地区、还有安徽，四川等地，“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活下来的人说，几乎是村村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

周逊认为，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资料的真实性，“因为来自于官方档案”。她坦言在查资料过程受到不少阻挠，长达4年与这些经历大饥荒的幸存者在一起，阅读这些真实记录下来的文献，对周逊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甚至每次看完，她都不愿意和人说话。

这位在四川出生、曾在英国从事犹太历史研究的教授说，这场历史浩劫不应该被人遗忘。“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大屠杀，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大饥荒？我觉得作为一个搞历史的人，这是非常重要，是我的一个职责，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

周逊的导师、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大量党史文献，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经历的浩劫。

冯客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市，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并于2010年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官方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冯客说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沉志佳等人编辑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包括二千多万字的六千多份档案资料。这些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收集整理资料，并建立《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并公之于众。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历史上把1958年-1960年称为“大跃进”年代，“大跃进”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至少饿死四千多万人。后人习惯于把三年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把责任推给“天灾”。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跃进”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

1959年10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得到毛的赞赏，遂向全国推广，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即“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

1962年9月，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1963年11月，毛批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至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有2000多万五类分子按“枫桥经验”接受“包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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