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最为人们热议的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了,它把疫情期间警察的违规执法合法化了,甚至还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警察任性执法的权力。
有人说一边刺激经济,一边修法收紧社会管控,真是迷一样的行为。其实这不难理解,虽然近期政府一直刺激经济,鼓励民企投资,但那都是口号,口惠而实不至,救命的水都放给国企了。收紧社会管控是因为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临界点,仅靠警察已有的权力,难以有效压制矛盾的爆发,可能还会随着舆论的发酵(巨量不满情绪需要发泄出口时,任何没注意到的小事都可能引发舆论海啸),这会在无形中提高维稳成本。
当然,在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维稳成本必然会大增,怎样能在增加维稳成本的基础上,又让它增加的不那么快呢?一个是扩招没有编制的辅警,一个是扩大警察的执法权。这几年,各地财政收入都大幅下降,但警察队伍从未停止扩招。现在修法也来了。
无论这次草案能不能通过,收紧管控是大势所趋。收入没增加,维稳队伍还增加了,这就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支出会被压缩。一般情况下,都是从社会科教文卫交通这些公共产品开始的。比如公园没人维护了,公交、地铁停运或缩短线路了,马路、公测的清洁也没人做了,老师的工资发不出来了等等。当然,各种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冲击暴力机器,直到经济再次恢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