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 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秦基伟回忆说：“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抓住了你就得从严处理，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秦基伟谈邓小平》，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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