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两种模式之一，与围绕着匮乏预期规划未来、发展策略的匮乏模式相反的，以围绕着繁荣预期规划未来、发展各种行为策略为特征的繁荣模式中，政府的经济政策永远是以维护繁荣预期为主题的。
虽然“预期管理”这一概念的理论发源仅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但如果你把对信用、信心的关注，对合作方行为的预判也算成广义的预期管理，那么人们的实践其实可以追溯到颇古远的年代，例如商鞅的“百金立木”。
时间，曾是一切生物的敌人。在短暂的发育期结束后，动物的生命随时间流逝，青春随时间销磨，体能随时间衰减，风险随时间累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生物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与时间化敌为友，那就是人类。
人类对时间的理解超出所有其他动物，只有人类，能记载历史，能预测将来，并能“以史为鉴”，从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中学习，能总结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学规律，然后运用这些已知预测未来，提前为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准备应对策略。
并且能更进一步，通过对人性的深入了解，通过预判人们的预测，以时间为杠杆，撬动历史的车轮，由此获利，由此实现社会规模的趋利避害。
在繁荣模式下，各国政府都会通过经济政策，进行预期管理，实现维护繁荣预期的目的。
这件事看似司空见惯，但其中包含的意义和各层次操作的技术含量，却少有人能看得清楚。
因此也就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共国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动向。
中共国有没有关注过繁荣预期？
有的。
具体而言，“市场信心”就是繁荣预期的一种，而且是最常受到关注的那种。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都不会否认“市场信心”的重要性。即使在中共国这样的匮乏帝国，在整个改开时期，提振市场信心也常常是政府新推出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常常难以实现。
因为繁荣预期虽然包括“市场信心”，却不仅仅包含市场信心。政权的稳定性，政策的可持续性，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自然资源的储藏量……许多外围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未来的看法，从而影响人们对未来的规划，再通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撬动资源的流向。
比如对政权稳定性和政策可持续性信心不足的富人，会想方设法提前搞个海外居留权，会想方设法把财产转移一部分出去，更会避免在不够靠谱的营商环境里做长线投资。
在繁荣理论被总结归纳出来之前，这个世界早就有了繁荣模式和匮乏模式，社会早就有了围绕预期规划未来和发展策略的做法。但在理论被总结归纳出来之前，社会虽然会进行预期管理，却未能看清在各种表象之下隐藏的，预期种类的差异。
未能明晰区分在同样试图推出振兴经济的政策时，繁荣国家的政府和匮乏国家的政府基于的是哪种预期。
是的，繁荣国家的政策是基于繁荣预期的，是围绕繁荣预期的，是拒绝让匮乏的阴影重新笼罩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头顶，从而令公民们畏惧消费、不敢创业的，为此，繁荣国家的预期管理，首先在于让每个公民都拥有免于饥饿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由拥有这两大自由的公民组成的市场，和由并不拥有这两大自由的臣民奴民们组成的市场，就象两个体质不同的人。
在政府需要保持市场信心、并为此投放激励政策时，这两种体质对“政策药方”的反应自然有所不同。
中共国的政府决策部门里，和欧美国家一样有许多经济学家，有许多接受了多年学术训练的专业人才、技术官僚。他们对如何运用经济政策进行预期管理，如何引导市场行为，有很专业、很符合经济学理论的看法。
但是，他们能救中国经济吗？
救不了。
因为在一个坚持匮乏预期，而且必须依靠强化匮乏预期来维持伤害链，依靠增强伤害力威慑来保证政权存续的匮乏国家，用任何手段来维护繁荣预期，用再高妙的技巧（骗术）来挽回市场信心，都只会陷入自相矛盾。
习近平就是一个由匮乏预期主导了思维，主导了他对国家战略的全部盘算，主导了他对各种应对策略的认识和决策的人。
整个中共政权，整个中共帝国，也同样是由匮乏预期主导，依循伤害链逻辑，依靠不断输出痛苦和恐惧，将社会成员奴民化来保持其稳定。
在匮乏帝国需要维护其匮乏预期，因此不断在全民心中制造恐惧的大背景下，所有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所有鼓励消费的政策，所有试图让乐观情绪主导市场行为的做法，都会令“乐观”与“悲观”、“信心”与“恐惧”的矛盾，体现在社会的经济层面。
而在政治领域，这样的矛盾则很自然地发展成了习近平——匮乏预期的代言人，和各路在改开时期爬升上位的技术官僚——繁荣预期的受益者，在观点上、立场上、决策思路上的针锋相对。

这样的针锋相对，正在将中共国推向兵变、政变的边缘。

因为双方对自己与对方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都一无所知。
因为双方都不明白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所以我相信，从中南海那个信息黑洞里，最后会传出爆炸性的消息。
而由于大规模重建伤害链仍然是个“技术活”，我不看好习近平这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