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二代的使命感。近几年来，“红二代”一词比较流行。
什么叫红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太子党是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红二代大都是官二代，但官二代未必都是红二代。因为官二代泛指所有中共官员的后代，而红二代则限于中共打天下一代的后代。例如日前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是一个红二代的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顾名思义，就是指父辈是中共延安时期干部的子女的联谊会。同类组织还有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也叫将军后代合唱团，但这里的将军是指开国将军，后来的将军不算。
所谓太子党，是指党国领导人的子女。刘少奇的儿子、邓小平的儿子、陈云的儿子、胡耀邦的儿子、陈毅的儿子、薄一波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都算太子党；江泽民的儿子、胡锦涛的儿子也算太子党，但他们不算红二代，前一类人才算。
从年龄上讲，红二代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文革时正在上中学上大学，属于老三届（中学）或老五届（大学），属于红卫兵一代。
很多人讲，红二代的特点是有很强的使命感或曰责任感，有很强烈的打江山坐江山、老子革命儿接班以及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的意识。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很不全面。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个群体，红二代的地位以及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初的大学和中学里，红二代（当时叫干部子弟）固然常常有优越感，但是在学校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毕竟，学校就是学校，在学校里，一般人重视的是学习成绩的好坏，其次就是在文艺体育活动方面的表现。在这些方面，红二代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尽管共产党一直很强调政治，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们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甚至包括黑五类子弟－－也不比红二代逊色。那时候，即便是在红二代集中的学校里，不论是班委会、学生会还是团支部、团委会，红二代的位子都很有限。
自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国的政治迅速地“左”转。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尤其是在第九评中，明确提出，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学生政治优劣的首要标准，红二代的地位迅速上升，入团的入团，入党的入党，学校和班级的学生组织、团组织纷纷由红五类、首先是红二代们占据。有些红二代云集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红二代谈话，甚至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讲话和对毛远新的讲话。正是在这时，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的意识才急剧形成并迅速膨胀起来。
文革爆发，红卫兵应运而生。早期的红卫兵是以红二代为主体或为核心。在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委员会（这和后来的革委会不是一回事）里，红二代舍我其谁，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领导地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谭力夫的讲话流行全国。红二代的政治地位以及相应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心态和意识都达到最高点。
不过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整所谓走资派。很多红二代的父辈，昨天还是老革命，今天就成了走资派、黑帮，或者是被指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批斗、靠边站，红二代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些红二代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随即遭到打压，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绝大多数红二代都淡出了文革。在此后的群众组织－－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领导机构中，几乎都见不到红二代的身影；在随后各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你也几乎见不到有什么红二代。
伴随着红二代的地位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心态也烟消云散。作为大独裁者，毛泽东喜新厌旧，排斥元老功臣，宁肯提拔选用新人。当年斯大林做得更过分，一场大清洗，把老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殆尽，大清洗后的中央委员会里绝大多数都是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人。因为新人没有本钱向独裁者挑战；因为新人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归于伟大领袖。
毛泽东对元老功臣既是如此，对他们的后代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红二代们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文革的中期后期，很多红二代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地位，入伍当兵躲避上山下乡，或被选做工农兵学员，日子比一般同龄人混得稍好一些，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度极其旺盛的政治雄心。
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林彪事件后，在一些年轻人中间萌发了反叛思想。可是查一查当年的记录就可以发现，在那些执着地探讨和勇敢地表达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之中，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红二代绝无仅有，偶然有一两个，其父辈也是高干中级别较低的——尽管以他们的处境，他们比一般平民子弟更容易接触到激发异端思想的书籍或内参。其实，有一些红二代也早就对文革、对毛产生了批判性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就是说，他们缺乏勇气，缺乏担当，缺乏责任感或曰使命感。
另一件事就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这场自发运动以悼念周恩来为旗号、为发端，很多参与者在其中表达了对文革乃至于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它表明了一代人的觉醒与抗争。应当说，“四五”运动所表达的理念，就和文革中后期出现的异端思潮一样，基本上还局限在国际共运，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在那时，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还极少，其理念还很边缘。这就是说，红二代中果然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理当在这个时候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地站出来，力挽狂澜，把他们父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邪路上扳转过来。但事实是，这场运动依然是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四人帮”说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合。有些人则以为这场运动的主角是高干子弟即红二代，也是不符合实情的。我认识不少“四五”英雄，也因此而知道很多别的“四五”参与者，但谁听说过其中有几个是有名有姓的红二代呢？
〝四人帮〞垮台后，老干部整体东山再起，红二代的处境也随之改变。
十年浩劫，老干部及其子女的遭遇远不是最惨的，但却是反差最强的，因而也是震撼最大的。假如说此前他们还有什么红色革命理想的话，那么经过文革，这种理想已经彻底破产。
只讲一件事就够了。据彭博社报导，中共〝八老〞（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王震、宋任穷）的后代几乎有一半都在海外，而且是在他们当年赌咒发誓要打倒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
国人的留学潮、出国潮兴起于八十年代后期，而早在八十年代之初，红二代们就捷足先登了。红卫兵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清华附中老三届的骆小海，曾经写下过〝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诗句，早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在八∙一八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留学美国。
还有习近平，习近平的姐姐在加拿大，弟弟在澳大利亚。习近平的前妻是中国驻英外交官之女，一度也想让习近平本人到英国，习近平没同意，其后不久两人离婚。个中详情外人固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当时，无论是习近平前妻一家，乃至习本人，都不那么看好像他这样学历不高、政绩平平的人的仕途前程；他们都没有料想到以后的中国政局竟然发生那样的变化，以至于30年后习近平会被送上中共党国最高领袖的宝座。
再说薄熙来。薄熙来先是上了北大历史系，据说当时就猛攻外语，希望出国；然后又进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所。据他当年的同学说，那时候，薄熙来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驻外记者，每年能搬回几个〝大件〞，多弄点外汇券。
在当年，也有红二代立志从政的，例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80年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在这段话里，刘源没有忘记他的红二代身份，但是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已经和红卫兵时代大相迳庭。至少在那时，刘源决不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儿子就理所当然地该坐天下。他参加自由竞选本身就有力地否定了这一点。这显然和现在说的红二代的使命感不是一回事。
在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年轻人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习近平也算其中之一。不过在当时体制内从政的年青人中，习近平并不起眼。当时的政坛新秀很少红二代，仅有的几个也不算出色，领跑的几乎都不是出身高干，例如出自北大的张炜（六四前是天津开发区主任）、潘维明（六四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李克强。八十年代有部很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新星》，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的故事。现在有好逢迎者说剧中主角的原型就是习近平。可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如果说〝新星〞在现实中确有原型，那是翁永曦。
在八十年代，红二代遵循体制内路径从政，其家庭背景使他们容易获得较高的起点，但要再往上走就不行了。陈云之子陈元就是一例。陈元是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学生，文革后又获得中国社科院的硕士学位，既有年龄优势又有知识优势。1982年被调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副书记，以后又当到北京市委常委和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可是在1987年十三大前的差额选举中却没选上党代表，自感前程受阻，于是就转赴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去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每逢在党代会上搞差额选举，红二代们就遭遇滑铁卢。
在八十年代，政治上活跃的红二代们，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而且大多都带有自由化的色彩，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等等（不知戴晴算不算红二代），甚至也包括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由他挂名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里面就有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活跃人物，实际负责人李盛平是民主墙时期民刊《北京之春》的编委，又是高校竞选运动中北大一分校选出来的人民代表。
应该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中，政治上相对而言最宽松最和谐的时期。你如果只查阅那个时期的各种文本，或许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当时的宽松与和谐，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气氛上、氛围上、心态上和趋势上。唯其如此，才会有后来的八九民运；而六四屠杀为这一演变趋势打上休止符。
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共上层的大分裂，也造成了红二代的大分裂。对民运持同情支持态度的红二代被边缘化，其余的红二代，有的本来就是力主镇压的强硬派，有的后来也转向强硬派。
在经历了八九民运和苏东波的巨大冲击后，陈云提出让红二代接班－－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当局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权贵私有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中共高官那里，“一家两制”（即子女中，一人当官，一人经商）成为常态，权钱勾结自然不在话下。从那时起，红二代卷土重来。
红二代大举进军政经两界。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大有斩获。由于政界讲究论资排辈，红二代的优势一时间还不明显。尽管在中共高层，已经有不少红二代占据要津；不过要一直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习近平晋升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李克强之前，红二代接班之势才得以显现。
说来这也很有些偶然性。习近平是被江泽民、曾庆红推上大位的。按说习近平和江泽民、曾庆红本来并没有多少渊源，仅仅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不甘心让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接任总书记，这才推出习近平。按说在当时，红二代高官中，风头更健的还不是习近平而是薄熙来，但正因为薄熙来太张扬、太咄咄逼人，不像习近平那样平庸、那样貌似无害；再加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上层的人缘好过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这才使得习近平而非薄熙来成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由此也埋下了薄熙来与习近平二人间的心结。
“红二代”这个词是在中共十七大后才出现、才流行开的（此前只有“太子党”一词）。讽刺的是，最先以红二代自称，最热衷于以红二代自居的红二代们，主要倒是那些不大得势的红二代。得势的红二代，正因为其得势，正因为其得势是沾了父辈的光，所以不必也不愿再强调自己的红二代身份。反倒是那些不大得势的红二代，例如红二代的各种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将军后代合唱团、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其成员大部分都既没当大官，也没发大财，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被别人小看，于是就着意强调他们的出身，强调他们的血统：一方面自认国家之子，宣称要维护红色江山，另一方面则有几分愤世嫉俗，感慨世风日下，痛斥官场腐败。
可以想见，正是这些红二代不甘寂寞，先是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摇旗呐喊，后来又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喝彩助威。今年二月，这批红二代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被称为红二代精神领袖的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会上发言，高调赞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倡廉，向歪风邪气、老虎苍蝇开刀，痛责党内各种腐败关系网以及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大肆宣扬自由化和西方文化思想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要求红二代支持习近平，不打横炮，不帮倒忙，抛弃各种恩恩怨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上述红二代，不论是否身居高位，其共同心态是有强烈的江山意识，于是有人把这种心态叫做强烈的使命感。乍一看去，这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和“老子革命儿接班”的心态是一脉相承，其实两者差异极大。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早已彻底破产。
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处境相似，思想和心态也很相似，今天的红二代则不然。历经几十年的风云变幻，红二代的命运各不相同，早已分化成好几种不同的群体，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个采访过几十位红二代的口述历史学者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如今的红二代，在政治观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主张普适价值的，有维护一党专政的。去年传出的两个红二代－－昔日北京四中同学，西纠战友的秦晓与孔丹－－发生争执，当众翻脸，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红二代，如果他依然坚持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那么，他就应当坚决地反对现行中共政权，因为现行的中共政权早已彻底背叛了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如果他认识到过去那套共产革命理想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当唾弃一党专政，转向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一个红二代，如果他放弃了当年的共产革命理想，那么，面对被共产革命残害的亿万人民，他深怀愧疚还来不及，怎么还能恬不知耻地继续打着共产革命的招牌，蛮不讲理地继续垄断一党专政的权力，而且还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呢？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5期 2014年2月21日—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