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 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