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害人到害已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秀威信息科技，2008，第二、八、九章）
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 大力。
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载《记忆》2009年第2期），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77--179页）。
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
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载《捍卫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第219页）。
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台湾秀威信息资料，2010，第十一章，第一、二节）。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