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清场”
严家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清场”有两次，即1976年4月4日晚和4月5日晚。“联合指挥部”4月2日成立后，4月3日和4日两天，“联合指挥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抓捕了23人。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当天深夜清场时，围住了57个人，抓捕了7人。接着，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的200多辆卡 车开入广场，收走广场上成千上万个花圈。
4月5日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的人对收走花圈一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非常气愤。我目击了当天从人民大会堂台阶到“指挥部小灰楼”的游行、在“小灰楼”前烧车和四名“代表”进“小灰楼”谈判的过程。我家在东单北面的干面胡同，离广场很近，下午6到7时，我回家吃晚饭，7时半我又到天安门广场。我在1979年出版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中，对这一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
1976年4月5日“清场”时，留在纪念碑前只有200到300人。虽然动用了数千工人民兵和警察，但直接参加“清场”的警察只有641人（这是“天安门事件”翻案后为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当时警察没有“警棍”，打人用的是木棒、皮带和桌椅腿，清场打伤了许多人，在纪念碑上留下了许多鲜血，但当时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人是后来清查中的事。1976年4月5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抓走了200多人。
1976年4月5日晚上9时左右，许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进入广场，但可以离开广场。当时，我还在纪念碑前。纪念碑上只有当天送来的11个花圈（4月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只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纪念碑上有一首《告别》的诗。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写进书中。我是9时10分左右离开广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