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允许土地自由交易的好处

原创 茅于轼 人文经济学堂 2023-11-27 19:10 发表于日本

中国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国土，但是能够方便使用的平原地只占总面积的12%。日本以多山著称，但平原地占总面积的24%。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紧张，各方面都要争地。

在此，农业获得了优先权，国家设置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对其他用地造成巨大障碍。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激烈。

土地纠纷是造成上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现有的土地制度，其分配渠道主要是政府在起作用，或者是权力和计划配置土地，而不是市场配置。因而效率极低，矛盾极大。

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是资源更合理的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权力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所以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性将是中国经济追上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潜力之所在。

这里讲的使用权的流动性，就是有规则的土地自由买卖。特别是农民有权交换他们所有的土地。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巨大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占人口总数40%多的农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农民的动向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

农民的问题主要有：收入低，进城成为固定居民很难，自己的土地不能受到有效保护，所有权常常被侵犯。

在台湾和日本，农民是最富有的一个阶层。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土地，而且他们的土地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自由买卖。中国的农民也有土地，但是他们的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这是中国农民穷的主要原因。

如果让农民的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地和开发商讨价还价，将会发生什么结果？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穷。如果把农民穷的问题解决了，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极大地缓解，可以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心病。

第二、地价和房价会大幅度下跌。现在房价高的原因是地价贵。地价贵的原因是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然后拍卖出售，获取价差。土地的增值大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土地的供给被政府垄断了。如果分散的农民可以竞争地出售自己的土地，地价会比现有的价格大大地降低，而农民出让土地的收入却可以大大提高。地价合理化的结果将是房价的下降。国务院想尽办法压房价，效果不大，还引起一大堆意见。如果土地自由买卖，地价由公平竞争的市场决定，谁也没有意见。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城市里的房价下降，农民的收入提高，进城打工的农民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中国城镇化可以大大地加速。
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要让农民工变成城市居民，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去租房买房，再有三十年也难于实现。农民工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每年拥挤的春运，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摆式人口流动会逐渐消失。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现在两亿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农村婚姻的不稳定。不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而且纠纷增加，社会成本上升。流动的劳动力单身在城市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城市中的犯罪大多数和流动人口有关。如果单身的他们变成了家庭的一员，犯罪率可大幅度下降。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国GDP的使用方面极度扭曲，其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农民又占人口的40%多，这部分人的低消费使得宏观上消费不振。

不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低的，投资永远是高的，产能永远是过剩的，结构永远是扭曲的，而且扭曲的程度将越来越大。低消费和高投资有正反馈作用。由于低消费必定有高投资；由于高投资必定有产能过剩；由于产能过剩，卖不掉的产品只能再用于投资。只有提高农民收入才能终止这个正反馈。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因土地造成的暴力事件可以绝迹，上访人数会减去一半以上，可极大地减轻各级政府的负担。

这样的改变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可能发生财政困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土地自由交换导致的交易税收增加。由于消费扩大使市场繁荣，政府从市场得到的税收也会增加。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究竟是是升是降要做专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来回答。

上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和占人口将近一半的农民的动向有关。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但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是土地的自由交换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都是空谈。

只有解决土地自由交换，别的政策才有成功的机会。土地的自由交换不但能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且能够促进分配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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