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80年代开始经历所谓“三信危机”最后就引爆了“1989年学潮”。在中国共产党的事后反思中，执政合法性建设开始被提上日程。但是外界普遍对中共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存在误解：这里的“合法化危机”并不是中共担心再次发生政府可能被民众推翻的风险，而是中共意识到党中央对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对民众的控制发生了松动。这两种判断性质完全不同。

看上去情况好像是中共在利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宣传机器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辩护，就给人一种中共很在乎执政合法性的错觉（许多学者就陷入了这种认知陷阱）。

事实上，学潮后利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重新梳理的意识形态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反复驯服官僚系统，二是反复利用官僚系统来驯服民众。

你肯定不可否认90年代以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高涨跟新树立的意识形态系统没有关系。从江泽民到习近平三代统治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党中央要驯服官僚系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持续了至少25年的政治斗争。习近平反腐运动同样是这种政治斗争的表象。

从江泽民时代以后，中国的派系斗争与苏联表现出根本不同：中国的派系斗争是以驯服官僚系统为目的的。甚至毛泽东时代就出现这种特点，而且与苏联有很大不同。邓小平时代反而不大明显。

许多人有种误会，以为驯服民众才能保障政权安全，这是一种直观判断，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民众就算没有驯服也不见得政权不会安全，只要官僚系统牢牢掌握在党中央手里，单凭群氓是推翻不了政府的。伊朗从80年代起几乎年年爆发革命，但民众就是无法推翻政府，真正推翻政府的是政府的是官僚系统：没有驯服的官僚系统比民众恐怖多了。当代政治学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在驯服官僚系统上作用巨大，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机器就是用被人嘲讽和不齿的“形式主义”表演来驯服官僚系统的。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