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与经济制度
作者：哈耶克
翻译：彭定鼎
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古典自由主义与当今社会主义——仍然经常被误称为自由主义——的联系无疑是这样的信念：个人自由的实现需要摆脱最为紧迫的经济压力。如果这一点只能以限制经济活动为代价达成，那么这个代价必须被付出；人们可能会让步说大多数那些希望限制经济生活中的私人决策的人们这么做是为了在他们更加看重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自由。人们十分成功地宣扬了“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反对者以往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的说法完全听不到了。

或许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自己是反对可怕的怪物——威权利维坦——的思想和文化自由的伟大传统的真正捍卫者。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更加具有独立精神的论者——一般而言他们欢迎走向集体主义的普遍趋势——的著述中，我们还是在一些地方感受到不安的气息。

他们被迫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间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是不是他们自己支持的趋势的必然产物？当前境况中的一些因素强烈地表明可能是这样，例如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领导人的思想成长经历，以及许多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公然承认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就必须彻底地限制个人自由。“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许多最典型特征的相似性一步步地变得显而易见。

绝非偶然的是，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经常被认为是潜在的招募对象，而老式的自由主义者被认为是死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那些仍然拥护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自由传统的国家向集体主义的逐步迈进的效应给出了大量值得思考的东西。任何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些最终屈从于威权主义的人们的思想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到在那些仍然自由的国家有一条隐含得多的类似的因果链条。

我们确信知道对自由的危害究竟何在吗？法西斯政权的兴起真的仅仅是那些特权被社会进步剥夺了的人们的思想反应吗？当然了，那些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掌控已经从劳动阶级手中剥夺出来交给更加高效的寡头集团。但是新的统治者是不是接过了基本的观念和方法并且直接将其用于自身的目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已经显现端倪的致命的前景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如果这样的联系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对于一些国家的对政治和思想自由的压制的愤慨而加入了使得全面彻底的压制不可避免地到来的那些力量。这将意味着许多最积极最诚恳的思想自由的倡导者实际上是其最凶险的敌人，比那些公开的对手危险得多，因为他们会得到那些如果明白最终的后果一定会惊恐万分的那些人们的支持。

这里我们试图表明为什么这种联系——经验提示，必须被认为具有必然性特征——是被事物的内在逻辑主宰的。要点十分简单，这就是，中央经济计划——它被认为是在更加理性和高效的路线上组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预设了比实际存在的全面得多的关于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的一致认识，因此，为了能够实行计划，计划当局必须施加人们缺乏的详尽的价值规范。

这里的“施加”的意思不止是以所有人都能够同意的泛泛的形式宣布这样一个详尽的价值规范。人们必须被迫使相信这组特定的价值观，因为计划当局的成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制造那个信条。

一方面，只有人们相信计划要实现的目标它才能维持必要的热情支持；另一方面，只有所实现的目标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结果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更详尽的阐述必须从民主国家开始计划时出现的问题开始。这里的计划必须在广义上理解：任何超越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单纯的普遍规则并且告诉不同的人分别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刻意的中央指令。

出现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人们得到许诺说如果各行各业按照合理的思路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就会得到更大的福祉，而且因为那些所有人希望达到的目的似乎显然都能够通过计划手段实现。但是首先，关于计划的目的的认同必然只能局限于一些空洞的口号，例如普遍的福利、更多的平等和正义，等等。

然而，对于一般性的目标的共同认可并不足以决定具体的计划，即便我们把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当做给定的。计划总是包含有要牺牲一些有利于他人的目的，平衡成本和结果，这预设了对不同的目标的重要性的全面排序。对一个特定计划的认同要求的远远多于对某个一般性的伦理规则的认同；它要求的远远多于对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伦理规则的普遍遵守；它需要那种体现在每个人的实际决策中的完全数量的价值尺度，但是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对这个尺度的认同既不必要也不存在。这个事实——需要一个并不存在的共同认可的尺度以便将对计划的好处的表面上的一致认可转变为具体的行动——有两个重要的后果。

首先，民主国家的议会显然没有能力贯彻表面看上去的人民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把模糊的指令转化为行动时，真正的一致性的缺失才会体现出来。因此，人们对于无法贯彻在街头的普通人看来是明确的指令的“空谈社”的不满日益增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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