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说：

与邓相比，毛更迷信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及群众的创造热情。这当然同样出自毛非凡的个人经历。从毛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开始一直到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毛从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具有子足诱惑力的鼓动家。而他从穷乡僻壤发动传奇革命的成功经历，更是毛轻蔑城市官僚体系充足自信的基础。

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驾轻就熟的群众运动方式，一举架空官僚体系就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画成一个仅仅热衷于利用群众运动来从事政治争斗的阴谋家是不确切的，大跃进就是毛利用同样方式来达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显例。

从这个角度讲，毛与邓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热衷者，其区别仅仅在于方式的不同。当然，邓对经济增长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用现存的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

其实，这也是政治现实赋子邓的唯一政草路径。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答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在邓及其他共产觉领袖看来，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

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

1992 年之后，从政治政革中开群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

所以，只要声称推动丁经济增长，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

这大概就是 90 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GDP 化”的来由。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模式意味着，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

如此，92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过程。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闸释权车断在了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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