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

---张郎郎：狱中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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