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已经原子化的社会不会燃烧，只会粉尘爆炸。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燃烧是有序的，爆炸不是。燃烧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也是有可能中途阻断的，但爆炸不是。
很多人都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惨痛经验，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时期，由流民转化而成的暴民制造出的无组织、无目标、无顾忌的破坏狂潮，才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的主力。
中共一直在极力防止民间形成组织，因为中共一直担忧民间组织会成为群众运动的基础，而群众运动会引发政治危机，会威胁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方面，中共投入了巨量的本钱，花费了无数心血，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对民间组织严防死守的结果是什么？是迫使民间抗争只能以无组织形式呈现，迫使群体抗争只能以非理性的、情绪宣泄的形式出现——乌合之众。
翻开中国史书，历朝历代都曾尝试过对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打压控制。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成功避免自身的覆亡，能避免曾经温顺的臣民因逃荒逃灾化为流民，再在流离失所饥火中烧时变成暴民，变成象蝗虫一样劫掠沿途村镇，因手上沾血而无法回头的暴民大军。
而暴民，象蝗虫过境一样沿途劫掠沿途破坏的暴民，陷入非理性狂热情绪只剩下无意识本能的暴民，绝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因此也是一切用来防范群众运动的手段所无法防范的。
驱动人们陷入“乌合之众”这类具有巨大破坏力群体心理状态的，是远比理性更古老的本能，是曾帮助远古人类在部落战争中取胜的杀戮本能。
理性，作为后来才发展出的心理能力，在面对这种通常只用在生死决战关头的强大本能时，是无力的。
即使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只要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群众都有很大可能脱离组织者的掌控，陷入“乌合之众”状态，无法依照原定计划行动，无法“见好就收”，何况一开始就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
在中共对民间组织、群众运动的严防死守之下，民间的抗争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
2024年，会是民变频生的一年。
要寻找民变的主角，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长年游走于全国各地，身为底层生产者，生活在城市与社区边缘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是新时代的流民。是和古代流民一样在自己的故乡无法安居乐业，只好到陌生的城市，依靠着当地的老乡、朋友甚至是城市中的陌生人给予的薄弱社会支持，在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赚取不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的人群。
和古代流民不同的是，他们陷入这样的生活状态已经很久了，久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习惯。
久到连统治者也已经习惯，已经忘记流民是离暴民多么近的身份，已经忘记来自农村却回不去农村，生活在城市却溶入不了城市，古称流民近称盲流如今叫做农民工的庞大群体，曾是推翻了多少皇朝的存在。
“无恒产者无恒心”，农民工有没有恒产？没有。他们不但没有恒产，没有编制，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少积蓄，甚至在漂泊打工多年之后，许多人身边也没有能牵绊他们行动的妻儿。
他们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除了如今还能让他们糊口的工作。
但随着经济下行，随着外贸订单的消失，随着供应链重组、生产线迁移，也随着财政亏空导致的伪中产消费萎缩，这些工作就要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盯上过去由农民工占据的工作岗位。送快递、送外卖、做保洁、做保安。在抢占本城工作机会上，能依靠人情关系网的本地人当然有更多优势。
而农民工在保住工作这个方面更有一项天然的劣势。
他们要过年。
春运，是地表人类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农民工需要在年节之际返乡，离开那些因户籍壁垒把他视为外人的冷漠城市，和自己的“根”短暂连接，吸收被称为“天伦之乐”的情感支持，也需要在故乡通过人情往来走礼交际来维护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就算不少人选择几年才返乡一次，绝大多数人总是需要过年回家的。
而对工作并不稳定的他们来说，返乡，通常意味着辞工，回城之后，他们会再找工作。
大部分农民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回到城市就能找到工作。在改开时代，城市很少让他们失望。
但如果城市让他们失望呢？如果城市把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留给了城里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呢？
在中共国的统计口径中，农业人口是不计入失业人口数量的。但这不等于农民工不会失业，更不等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不会引发社会问题。
农民工没有组织，但“找工作”会让他们聚集，会让他们在车站、人才市场抱团扎堆。农民工没有政治诉求，但如果你肯把“讨薪”视为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就是中共国维权经验最丰富政治立场最坚定的群体。
也别以为他们消息不灵通。越是工作难找，农民工之间就越需要频繁联系。他们实际上是敏感的，经济真相在底层的传播速度，远超官僚和学者的想象。
他们早已是比历史上的流民更成熟的反抗预备军。
在历史上，饥饿与绝望，曾把多少流民变成暴民。
他们不会挑战政权。
但他们会毁掉令他们无法生存的社会秩序，会试图让聚众抢掠获得“法不责众”的待遇。而这样的抢掠将成为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失业农民工群体新的生存方式。政府是无力与他们对抗的，只有掩盖，只会掩盖。所以在新秩序生成之前，你生活的城市，将以此为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