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手头在读一本很有趣很接地气的书：民国时代一位外国广告人描写的中国消费者和市场。
卡尔-克劳(Carl Crow)以记者身份在1911年来沪，1918年他自立门户在外滩的洋楼里创办了克劳广告公司，一跃成为上海三大广告公司之一。
他代理了很多外国品牌，如别克轿车、高露洁牙膏、吉列剃须刀、力士香皂和柯达相机。从媒体采购(户外广告/报纸版面)到广告创意全套服务。
他是靠专业服务成功闯荡上海滩的冒险家，在西区拥有豪宅，是上海滩当时响当当的人物。
我们熟悉的民国穿旗袍留短发的“摩登女郎”形象(包括这个说法)，就是克劳的首创。
克劳60多岁于1945年逝世于纽约。
克劳不只是普通的商人，他从来就是将自己定位为作家。《四万万顾客》 本意是希望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消费者的思维和消费习惯，从而避免后来的冒险家们踩雷。因而首先是一本很好的商业书籍，然而他无意间给后人留下了当时代非常生动的社会情况和风土文化。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妙笔，回到中国商业社会最繁荣的一个时代，感受当时的风土人情，打破我们充满意识形态教条的错误理解。
“我的工作促使我将中国人视为潜在顾客，思考中国人可能会购买哪些东西，该怎样包装，采用哪些广告手段来提高销量。”
克劳认为，中国消费者是一群最让全世界琢磨不透的消费群体，既忠实又精明，既理智又冲动。
“如果你能让中国消费者喜欢某个牌子，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消费者，忠诚度绝对会让生产商感动。”
他还观察到，国货运动通常由受洋货严重冲击的中国制造商发起，以此作为自救方式。但这样的做法很少能让中国制造商获利。
“煽动情绪并让众人对外国品牌充满仇恨很容易，但将这些群众变成顾客却是两码事。中国人是理智的，不会因仇恨而去购买劣质或高价的本国产品。”
他还观察到，很多中国人喜欢照令行事、而不愿承担责任。比如开会时，大家都兜圈子讲话，让会议越发冗长。在克劳看来是由回避责任的心态所致。
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本能地不愿承担责任，才使得许多外国人有机会在华受雇，来做中国人自己能做却不愿意做的事情，
“在上海的任何一家商号，中国人都十分愿意落实各项工作，但要求外国人做决定、承担责任，再小的事情也是如此。”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外国人，那么你会发现决策往往是由集体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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