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 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 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 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 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 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 neuron disease),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
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单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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