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链社会通过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权结合，保证了人的廉价供应，保证了奴隶主通过对女奴子宫的控制能源源不绝获得小奴隶，保证了人均资源随人口增加飞速下降，从而让每个人都怀有匮乏预期，对未来充满恐惧，于是渴望抱紧强者的大腿。
一句话，保证了人的“贱”。
这就是伤害链社会让许多专家学者羡慕的“高生育率”背后的真相。
但没有人甘心处于卑贱的地位，如果有选择，谁不想提升自己的价值呢？
尤其是处于整个系统最底层的妇孺，尤其是和柔弱无助的儿童相比略有一点反抗能力的女性。
所以当中共国进入改开时代，当户籍制度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稍有松动，中共国这个巨大伤害链系统中的最底层，农村女性，就纷纷涌入城市，形成了一个被许多社会学家忽略，却对中共国伤害链系统崩溃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庞大群体——打工妹。
她们从农村的女奴变成了城市里的打工人。她们的人生目标从嫁一个略微靠谱一点的农村男人生一大堆儿子熬成婆婆享受磋磨媳妇的快乐，变成了从工厂老板那里领到工资条。
工资条对她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工资条上那份在城市人看来十分微薄的月收入，对来自农村，通常没有继承田地、祖屋权利，在家庭财产分配中永远排到最末尾的打工妹们来说，是她们辛苦一年都难以得到的现金收入。
而工厂里的苦，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重复劳动，可能会让一些游手好闲惯了的农村男性难以忍受，但对从小处于最底层承担了最多家务劳动的农村女性来说算得了什么？
至少在工厂里，食堂能吃饱，工衣能穿暖，在宿舍里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还不会有人随时打骂。
打工妹蜂拥而入，灌满了改开时期中共国的每个工业园区，也抽空了大量农村宅院。
农村就此空洞化。
并不是说中共国的农民群体有多么容易接受现代观念，有多么容易放弃对“多子多福”的执着。但是男人再怎么执着也没有用，女人，农村女人，尝过了打工妹自由滋味，尝过了用劳动换取现金收入就能挺直腰板做人滋味的女人，再也回不去那种奴隶式的生活了。
她们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许多人很快因为年龄老大，找不到下一份流水线工作，但她们很自然地转向城市低端服务业，转入保洁、家政、餐饮、菜市场、裁缝店……从打工妹变成了打工嫂，又变成了打工婶。
许多人结了婚，甚至生了孩子，但在漂泊的生活里，在聚少离多的打工夫妻之间，孩子自然不可能象夫妻俩都窝在老家务农时那样一堆一堆的生。
她们的孩子被送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养育儿女带来的情感回报变得淡薄，这让她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投入在城市里的个人生活。
她们没有很高的文化。
但生活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教育力量，会说服她们不再忍受传统农村女性不得不忍受的奴隶生活。
对于中共国改开时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打工妹是近乎完美的工人，有了这些年轻、驯服、细心又充满耐性的廉价劳动力，一座座血汗工厂才能拔地而起。
但“免费的就是最贵的”。
这些改开时期在产业链中成功变现的人力资源，正是支撑中共国伤害链系统中人命低廉价格的核心资源。
是为奴隶主不断生产炮灰小奴隶的子宫，是让底层男人甘心成为伤害链系统同谋的诱饵，是“点屌成爹”的魔法棒。
而她们，在工业区里，在摆满双层床几十人合住一间的厂区宿舍里，在拥挤嘈杂的食堂里，在南下北上的春运列车上，在一次次中共国媒体不曾报道甚至没来得及留意的小规模工潮里，在失恋、离婚、一次次情感的伤痛里，从奴隶变成了自由民。
观念上的启蒙和觉醒固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会因为启蒙而改变行为方式的城市女性才占中共国总生育力的几成？
但农村女性，曾用她们的血泪承受了伤害链系统最深重苦难的农村女性，在进入城市后回望故乡，女人没有田地没有房屋的故乡，只能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自己打工攒钱在镇上买间小小商品房的农村女性，正是中共国伤害链系统的生育主体。
她们不是清醒的不想生。
是漂泊的生活，聚少离多的婚姻，无法带在身边的孩子，被城市政府粗暴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微薄的收入，超长的工作时间，高昂的教育费用，让她们没法生。
农村女性的“少子化”才是最具威力的少子化。
这是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结果。
这结果，倒逼了中共国伤害链系统中的新生命价格攀升。
成为打工人的农村妇女只能生更少的孩子，她们就只能把全部的爱，把从打工生活里，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得不到满足的情感需要，都投注到孩子身上。
贫家为什么养娇子？
中共国农村传统的“贱”人都去哪儿了？
人矿为什么枯竭？
事情很清楚。
只要大范围打破对底层女性的奴役，让她们从女奴+生育机器变成哪怕在血汗工厂里受压榨的廉价劳工，伤害链系统就必然无以为继。
反过来，只有维持对女性的奴役，坚持女性不能上学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当生育机器，伤害链系统才能继续存在。
哈马斯才能源源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