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80年秋天认识李洪林的。那是在包遵信和张显扬等组织的首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在会上致辞。接下来该我们发言了，张显扬点名叫我第一个讲，就这样，我和李洪林算是彼此认识了。

在此之前，我阅读过李洪林的不少文章，包括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上那篇《破除迷信，掌握科学》、读书杂志创刊号上那篇《读书无禁区？，以及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还有那篇《领袖与人民》，等等。我赞同他那开明通达的观点，也喜欢他那浅白流畅的文字。后来我到美国留学，又结识了他的儿子李少民。那时李少民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李洪林也来到美国，我和他见过几次面。1999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思想运动史》，送给了我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讲的是从1949年到1989年这40年间，中共当局在思想领域，如何以发动群众展开批判斗争的方式，强化一党专政，迫使人们服从。由于作者长期身处思想斗争风暴的中心并多次遭受冲击迫害，所知甚多，所感尤深。我先前正好也写过一本剖析中共推行思想改造（即俗称洗脑）的书。现在读到李洪林这本《中国思想运动史》，格外有启迪有共鸣。

大约四年前，我和李少民通电话，问起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李少民说父亲身体好得很，走起路来比他走得还快。前年春天我和李少民通EMAIL，又问候起他父亲，李少民回信时转发来一段时长30多分钟的视频，是李洪林接受腾讯采访的谈话。视频中的李洪林，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声音宏亮，中气十足。此前我已在共识网上读到过这次采访的文字稿，很长，大约有五、六万字，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李洪林回顾了他一生的经历，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十分深刻的的反思。李洪林还讲到了八九民运，为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功败垂成扼腕叹息。

李洪林先生去世后，很多人发表文章表示悼念和追思。就在李洪林去世的一周前，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以105岁高龄辞世，引起网民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相比之下，对杨绛的关注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对李洪林的关注。这不能不让我感到遗憾，感到不平。因为李洪林先生更具有道义勇气，更关心公共事务，更富于社会责任感，并且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付出过更沉重的代价：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给予更大的关注与尊敬吗？

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洪林非常有名。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家，李洪林的文章频频出现在官方顶级报刊的显要位置，影响相当大。只是由于其鲜明的自由化倾向，早在83年84年的反自由化运动就遭到排挤，在六四之后遭到进一步打压，被放逐于官方媒体之外，日久天长，当年的过来人尚且免不了淡忘，更不用说后来的年轻人了。昆德拉那句名言“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国人早已耳熟能详。我要提醒的是，专制者的遗忘术要生效，离不开我们大家的配合。如果专制者刻意不提的人和事，我们却要提，那么，这些人和事就不会被遗忘。如果专制者不提的人和事我们也不提了，那些人和事就真正被遗忘了。李洪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悼念李洪林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广泛地阐扬他的品质与思想，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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