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耿耿诤言,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十分高兴:“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幼稚的知识分子听得如痴如醉信以为真。
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1949年掌权后并没有偿试,毛泽东把闹革命当成最伟大的成就,宣称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蒋家王朝,赶走了帝国主义,把外国资本从中国大地上清扫得干干净净,而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更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政府敞开国门吸引外资,甚至在重要门户口岸设立租界,被毛泽东斥之为丧权辱国,毛泽东宣称闹革命推翻了丧权辱国的国民政权,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1949年后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
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人,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中共或政治制度乃至各种政治运动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受到真正的清算。
1976年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强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才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那些东西又通过改革开放得以复活。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是革命的成就而是复辟的功劳。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后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所否定;而改革开放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充分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70多年来,中国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道道历史的轮回。
现在的中国又轮回到毛泽东尝试过的那条老路上去了,很显然这是一条充满苦难和灾难的不归之路。当年法国记者问邓小平如何避免悲剧重演,邓小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一个就是避免终身制,领导人只任期两届;一个是年轻化,避免老人执政。邓小平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没有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没有政党的文明轮替,所谓的政治局面以及所有的经济成就很快就会丧失殆尽,搞内斗、消除异己、个人崇拜,残暴维稳,战狼外交又会卷土重来,没有几个人能躲过这种反复轮回的苦难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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