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香港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張舉能的公開信

尊敬的張舉能大法官：

       我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近日看到您在「2024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講話，又適逢黎智英案件進入審理階段，本人內心有諸多疑慮，出於求知慾旺盛，大膽寫下這封信就教於您。我地位之低與您地位之高固不可以道里計，但人生而平等，我就僭越一次。

       您在講話中一再強調香港仍然是普通法適用地區，這與我們普通市民的認知大相逕庭，自從有了國安法，香港就沒有普通法了。您作為香港最具權威的法律專家，可否向公眾解釋一下，國安法在多大程度上與普通法相適用。

       針對黎智英案，我有三點很不明白，第一是為何國安法有追溯期？黎智英被控的涉及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實際發生的時間點，都是在國安法頒佈之前。當初林鄭月娥曾公開宣稱，國安法沒有追溯期，但現在香港法庭分明將黎智英的「犯罪」事實，追溯至國安法不存在的年月，這有什麼法律依據？

       人不可能遵守一項不存在的法律，香港在普通法下，言論自由一直都受到保護，黎智英與蘋果日報在國安法頒佈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沒有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否則當時就理應被控。那麼大法官先生，你認為香港法庭如此加諸違反國安的罪名在黎智英等人身上，是否符合普通法的原則？

       第二點是，依香港法庭慣例，實行無罪推定原則，這是否意味著，當一個疑犯未被判定有罪前，他是無罪之身，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法庭不能罔顧事實與法理，將疑犯無理囚禁。至今，黎智英已被囚超過三年，更多民主派人士也遭同樣的非法監禁，這在普通法的範疇裡，是不是一項合乎法治精神的處置？

       第三點是，審理黎智英的法庭，取消了陪審員之設，您在發言中強調以三名法官代替陪審員作出定罪與否的裁決，程序上沒有分別，甚至有好處。筆者不明白的是，當西方法律先賢們在法庭設置陪審員制度時，難道他們不明白，法官比平民更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嗎？他們為什麼一定要設置陪審團來取代法官裁決？如果法官裁決比陪審員更公正更有效，當初何必多此一舉？

       我的認知是，法界先賢們之所以設計這個制度，沿用數百年，正是因為他們看重一般公眾的良知，陪審員資格中，特別排除了法律專業人員，證明只有以最普遍的人性，以最基本的良知來衡量罪行，那才是最體現公義，也最公平和最具有普適性。

       公義建基於普遍人性，法律也建基於普遍人性，只有人性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犯罪的最高準則，法律只不過是體現人性而設置的條文而已。古老的法庭之所以重視陪審員制度，原因便是不具有法律常識的普通人，可以用他們基本的良知去審視案情，作出符合人性的裁決。

       法庭之所以不以法官來取代陪審員，便是希望以陪審員的公眾身份，以每個人具有的基本人性來平衡法官的法律修養。您認為三位法官非但可以取代陪審團，甚至更有好處，請問這些好處體現在什麼地方？他們能使被告有更公平的待遇嗎？照此說法，是否世上所有法庭都應該永久性取消陪審團？

       很抱歉我是法律門外漢，我所知的都只是普通常識，但以上三點，我相信是相當多香港市民共同的疑慮，需要您對此作出權威性的解答。只有市民更理解當前香港的法律環境，我們才能更好地守法，是不是這個道理？

       黎智英的言論自由權利，理應受到聯合國人權宣言的保護，也應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護，也應受到基本法的保護。如果黎智英受不到言論自由的保護，那麼我們每個人，包括大法官先生你自己，都受不到應有的保護。以上的國際大法﹑國家大法以及香港回歸中國的基本大法，都應該高於國安法。國安法應該遵循以上三項大法的基本原則，而不是三項大法應該俯就國安法的具體規定。

       如果一個國家可以隨時立法，以削弱和取消國際大法﹑國家憲法等等最高法律原則，那麼國際大法與國家憲法還有什麼法律權威可言？還有什麼貫徹始終無遠勿屆的保障？以低層次立法來肢解和強姦最高層次的法律原則，這是所有專制與獨裁政體的共性，他們的法也叫做法，但那不是人民的法，是他們自己的法。這也是常識了，大法官先生沒有理由不明白。

       中共宣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立法機構，香港國安法便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訂立，但可惜，這裡的人民代表沒有一個是經過合法的程序，由中國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大法官先生也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一鐵定的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人有言論與結社自由，基本法也規定香港人有言論與結社自由，這些自由是否可以由國安法剝奪，這也是我想就教於大法官先生的一點。

       如果香港人依法享有的個人權利，都可以由中國共產黨立法取締，那麼你口中那麼有效的普通法，還能為我們提供什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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