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分析你为什么富不起来：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中国经济。看中国的经济主要看两件事，即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不错，经济就没有大毛病。当然，经济不等于一切，经济没有毛病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而且现在没有问题不等于将来也没有问题。静态的表现未必与动态的发展相一致。

经济的好坏主要还是看财富的创造或GDP的增长。就这方面来看中国是干得很不错的。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10%的。

而且这几年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通货膨胀，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明显的瓶颈制约。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有没有泡沫。高增长最怕有泡沫。这方面有不少争论，特别是房地产业。但据我看，泡沫还不是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我国巨额储蓄所形成的流动热钱。几千亿的热钱流入房地产业，就可能引起房地产的泡沫。这些钱如果流出房地产业，那儿发生泡沫的危险性将减少；但是如果流进了股市，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

所以泡沫的问题在于热钱太多。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民间直接投资，保护中小企业，打通他们融资的渠道。改革成功皆因符合经济学原理我国从政治上全权、经济上严控的时代走向民主和市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改革还没有完成，在以后的改革中应该减少改革的障碍，给改革的先行者较多的保护。经济改革以后的27年，除了1989-1990年因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经济增仅为4%)之外，以后的增长率从来没有低于7.6%，

这样的增长率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求之不得的。但在中国就算很不理想。1992-1993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改革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也接近9%。这不但在中国算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恐怕也算创纪录的。

尤其是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经济这样高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的全球性大事。我们往往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高增长，不感觉特别。

如果跟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作比较，就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变化。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但很大一部分人吃不饱。喂饱这5亿多人，始终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中央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从粮棉的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到农业学大寨，搞了30年，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但是这些年经济改革就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不是历史学家，根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挨饿。现在大家不但吃饱了，而且不少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要减肥。

拿这一点看中国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再拿住房来看，新中国建立后30年基本上没建过多少宿舍。人口从五个多亿增加到九个多亿，但是住房还是那么多。

拥挤就是唯一的结果。改革开始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平方米。现在已经超过20平方米了。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是在最近10年内实现的。可以对比的事情不胜枚举。经济改革前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人们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

大家对现实不满，但是千万别忘了今天享受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了不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要犯糊涂，不要否定经济改革的伟大成绩，以至于看错了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方向。

世界各国都盼望一个丰富物质享受的社会，为什么我们做得那么好？我们过去走的一条路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学知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按照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设计的。固然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在大方向上很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经济改革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力物力有自由流动的机会，每一点生产要素都有机会寻找最能发挥效果的结合点。就劳动力而言，过去农民不许进城；干部都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由人事部门分配之后一辈子钉在那儿不许动。“文革”时革命的暴政滥施淫威，全然不顾发展生产的客观规律。

于是发生了教授下乡去务农，工人进大学管大学，军宣队进工厂，诸如此类全国性的举措，导致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始时，对市场和人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心有余悸，处处设置障碍。国务院曾经发文禁止长途贩运，认为跑单帮就是投机倒把，严予取缔。一直到前几年还禁止农民报考公务员。

我们以前始终把自由平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拒绝接受。因此走了不少弯路。就物资的自由流动来看，我们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各种物资得以通过市场流动，重新配置，不但让人尽其才，也能使物尽其用。不但在国内配置，还可以在全世界寻求改善配置的机会。

因此我国的进出口额在27年中增加了330倍。在资金方面也增加了流动的渠道。改革前马路大道很少银行网点，顶多能找到储蓄所，而现在每隔几步路就能看到银行网点。1/3

作者：茅于轼
来源：人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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