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是不读历史，是只读苏联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转型都发生在专制出现松动、走向开放之际。这通常具备两个相辅相成的条件：一是国内局势恶化，抗争持续不断，难以扑灭；二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强大，足够影响专制政权的决策。国家运气好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出现开明的领导人。
柏林墙倒塌之前，推行“新思维”改革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跟美国总统里根、西德总理科尔的接触，比跟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要频繁得多。他明确表示苏联不会武力支持镇压抗议运动，是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和平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和克格勃关系相对疏远，既不干掉认为他的改革太过激进的党内二号人物，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也不暗杀痛斥他的改革不够激进的党内野心家叶利钦，甚至让著名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当选为人大代表，推动整个社会走向开放，最终“葬送”了苏共和苏联帝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在上台之初就警告中共记取前苏联解体教训，认为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军队（和克格勃）犯了致命的错误，发誓“不会成为第二个戈尔巴乔夫”，就加强和延续中共权力来说，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他毫无掩饰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在党内不允许出现利加乔夫或者叶利钦，党外更不允许存在萨哈罗夫。同时，他也绝不允许香港成为冷战时期的柏林。而与此同时，美国还有当年致力于改造苏联制度的宏图大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