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逃港记
1950 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 “ 无产阶级 ” 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 “ 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

1950 年 ，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 “ 异数 ” 。那时 “ 新中国 ” 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 “ 土地改革 ” 。两个月的 “ 深入生活 ” ，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 “ 写英雄 ” 、 “ 歌颂土改 ” ， “ 一般所说时代 ‘ 纪念碑 ’ 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

1951 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 “ 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

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 “ 自我教育 ” 和 “ 自我改造 ” 。之后，这种特色的 “ 思想改造 ” 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 “ 改造 ” 。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 “ 惘惘的威胁 ” ，她预感到 “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 。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 “ 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 ” 为由，准备离开 “ 新中国 ” 。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 “ 上天言好事 ” ，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 “ 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 年 7 月， 32 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 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 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 “ 是 ” 。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 ……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 “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 “ 好了！这不要紧了。 ”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转自《老衲读史 2 》

图：张爱玲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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