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一直为中国模式中国经济摇旗呐喊的斯蒂芬. 罗奇不仅是华尔街的代言人，更是中共认可信赖的老朋友，近年来明显变了腔调，香港23条立法通过之际，他在《金融时报》发文，标题就是《香港完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依然还是受邀嘉宾，参加会议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意义何在》，对此次会议和政经走向表示深深的忧虑。

以下是全文：这是我最近去北京参加第25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问自己的一个棘手问题。除2000年的首届会议外，我参加了所有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也正是因此，我成为出席这一中国最重要会议次数最多的外国代表。我目睹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最辉煌的时期，也看到了艰难的时刻。而今年是论坛成立以来的一个低点，这也促使我提出了上述问题。

我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内部人士的身份发出这样的提问。当年朱镕基创办这一论坛时我刚好在场。朱镕基相信中国高层领导人有必要与来自学术界、智库和跨国公司的外国专家进行辩论和交流。他巧妙地将这一论坛安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举行。他的想法十分大胆，认为中国的部长们在参加过全国人大的内部审议后应立即接受与外国专家进行辩论的考验。

朱镕基言行一致。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第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情景。当时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气氛更加密切。我做了主旨发言，谈及对全球经济的看法，认为后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放缓即将到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的观点与我完全相反。在论坛结束时，朱总理把与会者召集到一起，听取汇丰银行董事长约翰·邦德对为期三天的会议进行总结。他很快变得有些不耐烦，打断了约翰·邦德的总结发言。因为他真正想听的是对我和伯格斯滕之间辩论进行现场简评，并让我们两人总结各自立场。会议结束时，朱总理把我拉到一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罗奇，我希望你说错了，但我们会像你说对了那样进行规划。”第二年，我再次参加发展高层论坛时，朱总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并对我说“谢谢。”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随后历年积极参加了发展高层论坛的会议。当我看到中国失去了那种鼓励积极辩论的文化后，感到十分遗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一直以来是一个可以开诚布公进行交流的平台，现在这种作用实际上被削弱了。从上面传来的指示是，这里只能讲“中国的好故事”。任何认为中国存在问题甚至挑战的人都无法参加论坛公开会议。

这也是我的真实经历。在2024年发展高层论坛召开前夕，权威人士告诉我，“…你最近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引起了中国和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甚至引发了争议。你在发展高层论坛公开场合说的任何话都很可能被媒体曲解，甚至大肆炒作，这不符合你或我们的最佳利益。”因此这次论坛没有给我发言的机会，我24年来参加论坛历年会议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应邀编写了关于中国再平衡的背景文件，作为论坛相关参与倡议的一部分，但该文件没有印发，这在以前也从未有过。

并不是只有我遭遇这样的经历。一位我认识多年并十分尊敬的经济学家，在上台发言前得到指示，不要对中国经济前景发表任何负面言论。新闻审查是一回事，政治正确是一回事。但旨在扼杀辩论的思想控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切中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意义何在？

我带着理想主义的希望去参加2024年发展高层论坛，期待该论坛最初的精神火焰仍在闪烁。正如我在《意外冲突》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充分意识到近年来中国话语发生了变化。尽管对信息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我依然抱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天真观点，认为仍然可以进行有分析基础、有经验支持的研究。毕竟，长期以来我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好朋友”。而我的错误就在于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让我能够就影响中国中长期增长前景的重要因素提出尖锐的问题。

2024年的发展高层论坛对这种可能性关上了大门。这次论坛与会者完全按稿子发言，没有辩论，没有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即使是在长期以来为加强接触而设计的小型圆桌会议上也是如此。很多西方跨国公司代表出席，主要是为了无耻地、商业化地宣传他们重视中国，同时听取北京方面“中国对外国企业是开放的”这一官方观点。论坛会期缩短一天，精简后的议程姗姗来迟发布在网站上。过去备受瞩目的周一午餐会没有安排重要发言。以往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总理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今年改为开幕式发表演讲，而总理的演讲只不过是他在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所作工作报告的浓缩版。今年的发展高层论坛只空洞地残存了一些过去的辉煌。

如果我说对此并不感到难过，那就是自欺欺人。我仍然非常钦佩中国人，钦佩中国在过去45年里创造的经济奇迹。西方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注定要失败。我对此绝不赞同。我对恐华症爆发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这种恐华症将中国描绘成美国自前苏联以来最危险的对手。同时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增长挑战。但我仍然相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提供了一种解决冲突的方法，这将符合两个超级大国的最佳利益。我一直以来想做的是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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