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在场者的记录
1989年以前，赵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场者，他记录的一些细节相当重要。比如彭真对“六四”学运的表态：无论如何不能动武流血。（361页）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当赵提出改动“4•26”社论的定性，李鹏的反应是：“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54页）苏联东欧巨变加剧了中国领 导层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成了为“六四”翻案的人事阻力。1993年，赵风趣地讲到“六四”平反的难度：“‘君欢胜于民心’啊！民心虽如此，但没有邓发话，‘六四’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118页）至于邓后的难度在于：“现在当政者主动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则，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就没有了。”（188页）
赵是一位坚持原则的政治家。老干部安志文（安子文之弟）曾私下提出：“看来赵紫阳当时不应提出与邓相左的意见来”，认为赵如保住总书记职位，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但赵的回答却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原则：“我作为总书记，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这是我的历史责任所在。当然，那时跟着走，也会保护一些人，但以后不好办，必然还会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会有好下场。如果那样下台还不如这样下台。相比之下得失权衡还是这样好，我不后悔！”（60～61页）
---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作者: 裴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