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1979年伊朗革命”是宗教革命，纯属陈词滥调。这场革命之所以被冠名成“伊斯兰革命”是事后依照结果来追加的。在当时就是一场全国性骚乱，几乎所有伊朗人都卷进来了。这时候主要领导派系不止有神职人员，还有世俗团体，而且后者还反对建立教权国家，但是为什么伊朗革命没有走向世俗国家呢？

首先，你必须承认伊朗革命不是革命军跟政府军对抗，更不是新政府跟旧政府对抗，甚至也都不是反对党或者反对党联盟跟政府对抗，而是全国性骚乱。

组织、动员和参与全国性骚乱的，既有民众自发，也有不同政治团体和派系组织的，较有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宪政派、马克思主义分子、伊斯兰主义分子。

宪政派主要是世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武装力量包括“伊朗国民阵线”等等。

马克思主义各种团体组成了互不隶属的武装组织（类似早期法塔赫和哈马斯性质），包括“伊朗人民党”、“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等等。

伊斯兰主义团体也分成大大小小並不统一的武装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肯定不原意教权国家，但是伊斯兰主义团体也出现了不少武装组织支持宪政民主、反对教权国家，其中包括“伊朗自由运动”、“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等等。其中“伊朗人民圣战组织”还同时有马克思主义属性，而且还是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支，而且并不支持霍梅尼。

在伊斯兰主义团体里，支持霍梅尼的多个武装组织最终占了上风，但是这些武装组织跟前面其他武装组织都差不多，是地下游击队性质，规模都不大。为什么霍梅尼支持者占上风呢？很大程度上这些人利用了霍梅尼和宗教影响力，达成了煽动性效果。宣传机器具有超强动员力和煽动性，这是其他组织没有的优势。

宗教无疑成了动员全体伊朗人起来造反的最佳利器，但是我们从其主要武装组织、主要政治派系、乃至暴动的混乱程度来看，这些大大小小的组织並不是统一协调行动，也不存在互相配合，反而（如果混乱持续几年）可能互相残杀，因为政见完全对立。比如马克思主义分子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宪政派一部分人想君主立宪，一部分人想建立民主共和国；伊斯兰主义团体一部分人反对神权国家、支持民主共和国、甚至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另一部分就是霍梅尼的人，要建立神权国家。

正因为这些原因，1978-1979年间伊朗革命，看起来完全是全国性骚乱和暴动集中爆发。人民即使没有参加某些组织，也自发上街对抗军警。这一点看起来很像去中心化的无政府主义暴动（虽然霍梅尼成了名义上的号召者，但是革命初期他並沒有实权）。

转折发生在霍梅尼回到伊朗之后。霍梅尼一回到伊朗就立刻开始组建政党、整合军事组织、到处笼络各个派系、花言巧语收买民心。到1979年5月组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成了革命的转折点。这支革命卫队类似列宁时代的“契卡”，在革命初期对保障政权安全、清洗政敌、肃反反对派武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巧合的是，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多数派，霍梅尼支持者起初也不是多数派。

霍梅尼的闪电成功並不是注定的，而是组织策略和运动策略上的胜利，是对列宁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模式的挪用。反对霍梅尼的大大小小的派系都没能集结起有效反对力量，首先在组织和动员上就是巨大弱点，其次也不具备霍梅尼宗教号召力带来的特殊优势。

另一方面，从全国性骚乱的混乱程度也可以看出来，伊朗革命並不是单纯的伊斯兰革命性质。有研究者将其革命意识形态说成“马克思主义-伊斯兰主义”是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分子是主要角色之一，也是革命成功以后大规模清洗对象（包括其他左翼反对派也遭到清洗，包括伊斯兰主义左翼团体也是清洗对象）。后来单方面把革命成果归给神权政府，把革命说成伊斯兰宗教革命，实际上是对历史的篡改，跟中共篡改历史是同一种性质。

霍梅尼並不是1978-1979年间伊朗革命的领导人，而是摘取其果实的野心家。实际上伊朗革命並沒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人，它从一开始就是大混战。这一点跟中国的辛亥革命很像，现在很多人把孙中山说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实际上辛亥革命就是全国大混战，孙中山连广东都领导不了，别说领导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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