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健： 最大豆渣工程是政治制度］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中国的一位搞公路设计的朋友认为，梅大高速路的路基设计和建设都有严重问题。包括：不按分层填筑的原则填筑；分层压实和整体压实度严重不够；填筑材料的粒径配比严重达不到要求；此路在山中，护坡及边坡放缓也严重不够。

他的朋友说，仅从图片和视频上看，这条路的施工单位、甲方、监理及主管部门相关责任人等涉嫌严重犯罪。“这种犯罪，在中国当下各行各业是普遍性的，在中国各行业里人人都在监守自盗，出了事故就抓倒霉的。”他说，“没有质量的终身问责追究机制，中国永远有持续不断的人为灾难出现。”

赵兰健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他对于中国基建问题的反思和呼吁来自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智利地震的对比。在中国，很多看似自然灾害的重大伤亡都是人祸。“中国和智利大地震的比较是两国制度不同造成的现实差距，也是两国对待人民的生命态度不同的差距。”他感叹道。

2010年智利大地震之后，他采访了智利国家官员和智利驻华大使，在《东方早报》和《凤凰网》发表了《强震后的淡定》一文，该文主要谈了当时智利总统瓦齐尔.米切利.巴切莱特的强震后的淡定。

“这种淡定来自于智利对建筑质量的严格要求。地震中损坏导致伤亡的建筑，终身追究设计者、建设者、建筑所有人的责任。这也是2010年智利大地震，发生当天当晚，我的很多新闻媒体朋友给我致电，询问我家人情况，一位熟悉的新华社记者特别关心我家人，以为智利会发生几十万人的死亡，像汶川地震一样。第二天当我联系上了我家人和智利的朋友，才知道智利这次比汶川还要高0.5级，死亡人数500多人远远低于汶川。

赵兰健认为，智利地震比汶川高0.5级、但死亡人数（500多）却远远低于汶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府对建筑质量的标准不同对伪劣建筑的追责机制不同。

“2015年我陪同商务部领导再次抵达智利，圣地亚哥街头一大型超市于2010年一角坍塌，并未伤人，智利的司法系统依然在追责建筑设计方和施工方。”

他说，目前人类社会的建筑科学的能力完全可以避免事故惨案，梅龙高速塌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完全可以通过设计、施工、监管的严格管理而避免，汶川地震的悲剧是完全可以杜绝和避免。

预料未来中国将发生更多重大灾难

赵兰健告诉《看中国》，他在国内曾多年跟踪和考察江河流域水电开发，目睹大量基建工程对生态环境和民生的严重伤害。在离开新闻媒体之后，数年驾车在中国西部旅行，所到之处目睹无所不在的伪劣建筑，感到特别担忧。

“每当我看到中国四处氾滥的伪劣工程、豆腐渣工程，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在中国房地产的没落、大基建的疯狂背后，是即将在全国发生的一起起重大灾难。我能预料到未来将有更严重的基建工程或建筑工程带来的恶果。”

他说，想要改变中国这个现状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这涉及到追责和反思的问题。当下的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比如想要问汶川地震中死亡孩子名单，想要追究汶川地震里建筑商责任，只要想就已经犯罪了，警察和国保就会前来禁止。”

“所以某个角度上，梅大高速恶性伤亡灾难，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延续。建筑和监管的人为问题，从来都没有被理清和认知过。灾难事故会不断轮番出现。出现之后归罪于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整个中国就在这样的怪圈里不断恶性循环。”他补充道。

赵兰健，在中国，“豆腐渣工程”不能叫做工程，那是在没有损害生命之前，这个工程不是水坝、高铁、高速路、民生工程，在这里面投机取巧，是谋财害命的是杀人工具，应被严厉处罚。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多难兴邦”的神经错乱的治国理念，导致豆腐渣工程全国遍地都是，因为这些豆腐渣工程引发大量死亡后，会成为兴邦的借口豆腐渣工程不但没成为一个社会可耻标志，反而能成为政绩，因为反复拆除和建设都是官员考量政绩，最大的豆腐渣工程是中国的当下的社会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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