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智利地震和台湾花莲地震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说，汶川大地震后，他数次考察过汶川地震原点、地震灾害现场，以及汶川周边环境。“汶川地震悲剧在于，十多年还没得到真相还原。相对于对地震和建筑质量能进行有效管理的国家而言，汶川地震的伤亡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
2010年，赵兰健和多位地质学家重返汶川，看到在地震原点对面的山坡的显眼处，距离公路很近的位置，政府已盖了统一震后样板房。随行的地质学家一致认为，这个位置不适合再建设民宅，周围地质结构并不适合地震震后安置。
“当地政府执意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过路游客能直接看见整齐如一的官员政绩。这个安置居民点的对面，就能看见对面山坡上，2008年汶川地震原点流出物质的流淌痕迹，地震原点也是黑的一个洞状破坏点。”他说。
8.3级汶川地震两年后，2010年智利发生8.8级大地震，比汶川大地震高出0.5震级。智利死亡五百多人，而汶川死亡失踪近十万人。巨大的数据差距的原因在哪呢？
赵兰健分析，这是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所致。
“1960年智利发生，人类历史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的Valdivia大地震，震级高达9.4--9.6级。首都圣地亚哥南部城市Chillan市中心有一处教堂，地震发生时天主教徒奔向这个教堂，祈祷上帝保护自己，教堂建筑质量不导致整体坍塌，躲避的教徒全都遇难。震后Chillan建设水泥浇筑的鸡蛋型教堂，鸡蛋的一半埋在地下是隐藏建筑，一半留在地上是主体建筑。寓意是地震再来时，鸡蛋滚动不会坍塌，保护里面避难者。1960年智利大地震之后，智利用法定形式规定了建筑物的抗震指标。若有地震坍塌伤亡损害，将追究建筑物的设计方、建筑方、管理方的责任，而且是终身追责。这是2010年智利发生8.8级地震，只有500人死亡的原因。而2007年汶川地震8.3级死亡失踪近十万人。”他说。
他说，汶川地震并未到对中华民族警醒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对汶川地震追责，甚至也不允许民众查明真相。至今连汶川中学学生的死难者名单都列为机密，有民间人士想要前往调查都被官方抓捕。
赵兰健认为，“多难兴邦”是温家宝留给中华民族的可耻记忆，在这种扭曲的政治制度下，下一场汶川地震只能更为惨烈。
“汶川死亡学生名单都成为一种神经敏感，追责汶川建筑质量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现有社会制度是扭曲的，不允许真相呈现，不允许询问为什么。只能用一种迷信般的政令对民众做污浊式洗脑。无法认知，不能认知，使中华民族一直处在厮杀和争斗的恶性循环中。甚至人们已经迷恋上这种扭曲价值观。每当共产党喊出多难兴邦，民众都能处于酣傻状态，期待下一次灾难降临。并在这种自然和人为的灾祸中，寻找着错乱兴奋点，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赵兰健透露，2015年他陪同商务部领导再次抵达智利，在圣地亚哥街头看见大型仓储式超市一角坍塌，并未导致人员伤亡。五年时间里，一直在追究建筑商的法律责任。但汶川地震全部的伪劣建筑商，被中国的现有社会惩罚机制放过了，扔给了历史。
“正因为这种罪恶的管理机制的存在，才有了本文开头我讲的在汶川地震原点对面建筑了新的安置工程。这其实就是中国制度下的无解恶性循环。”他说。
他还对比了4月初台湾花莲7.2级地震仅18人遇难，其有条不紊的救援模式的科学性也给经历汶川地震的国人上了一次深刻思想教育课。无论是2024花莲地震、还是智利2010地震，民众迅速反应自救能力和社会服务救援机构组织能力，都远远是中国汶川地震无法相比的。
他也认为，对于危机自救，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教育也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强调公民的素质教育，后者强调的是公民应试教育。
“智利国民从小到大要经过三个独立系统的教育，这三个独立系统互不干扰，消防系统培育国民体能和自救训练，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延续到普通的成年公民的自救自护训练。教会系统，教育公民从小到达的伦理道德和生理卫生教育。教育系统，教授公民从小到大的普通科学教育。而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完全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逃生、自救、脱险、体能，这些能力训练在中国教育里完全缺失。这也是导致汶川地震惨烈死亡的原因之一。”
“严苛限制公民自由的社会，导致全民族人种劣化，要求听话和遵守纪律的奴隶训练方式，导致中国国民人人巨婴化。这也是中国社会危机发生时，全局出现混乱的必然。无论是地震还是一场战争，这是整体国民素质决定的，奴化教育的必然结果。”他补充道。

赵兰健则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现状，避免下一次汶川地震惨烈灾难的发生，必须首先面对汶川地震灾难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解禁言论打压，建立伪劣工程的追责机制，认知历史性错误。才有可能像智利、台湾、日本一样遭遇地震，而能把生命损失减少到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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