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1989年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无疑是八九民运中的一件大事。有关这件事的意义以及台前幕后与前因后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在赵紫阳逝世（2005年1月17日）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书面讲话。
这篇讲话在1989年5月1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现据5月18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注意：
1、这篇书面讲话，不是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的个人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央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按照中国的体制，这就是最高当局的表态。
2、这篇书面讲话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的，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这篇书面讲话：
1、肯定了学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
2、保证“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3、承诺“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4、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
之前，学生于5月13日发起集体绝食。《绝食宣言》写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应该说，5·17书面讲话已经全部满足了绝食学生提出的两条要求。
不错，绝食学生还提出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而这篇书面讲话并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这篇书面讲话的内容，本身就是对4·26社论的否定；更何况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无论如何也比《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更具权威性。
关于平等对话。还在5·17书面讲话之前，就已经有了几场对话。新华社北京5月15日23时30分电：“李铁映、闫明复等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其中写道：“5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闫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4日下午，李铁映、闫明复和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中央统战部礼堂同部分学生对话；5月15日上午，李铁映、闫明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同部分学生进行了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都是出自学生自治组织，例如，参加5月14日下午在统战部礼堂和李铁映、闫明复与尉健行等对话的就是《绝食宣言》中提到的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这次对话中途流产。但这并不表示当局就要停止对话，5·17书面讲话特地提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在26年之后重新阅读赵紫阳这篇书面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血腥镇压不可避免，如果学生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万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绝食学生没有对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做出正面回应。
事后，不少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
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可能江棋生把日子记错了，应是5月17日晚或18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
例如，对于5月14日下午这场对话，封从德在其出版于2009年的《六四日记》里写道：“从事后分析来看，这次对话是‘学生与党内开明派合作’的大好机会，统战部长闫明复是赵紫阳的亲信，他出面对话，如果成功，‘赵派’便占上风，在全国电视的直播中对学运定下调子，以后‘保守派’便很难翻过来。另一方面，学生代表都出自自治组织，当局实际上默认了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而否定了此前‘非法组织’的说法。”
1995年6月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六周年，《北京之春》编辑部下午举办了一场题为“回顾八九、声援国内”的研讨会，会议由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于大海主持。八九民运时期的北京学运领袖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张伯笠、沈彤、项小吉、辛苦、白梦、张华洁等参加了会议。据了解，这是自1991年巴黎会议以来学运领袖到场最全、讨论最具深度的一次聚会。参加研讨会的还有：刘宾雁、刘青、胡平、王炳章、王军涛、吕京花、华夏子、倪育贤、苏炜、郑义。研讨会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对这次研讨会均表示满意，并希望《北京之春》能较完整地发表会议的讨论内容。1995年7月号《北京之春》以“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为题发表了全部讨论内容。
其中，柴玲讲到：“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觉得在八九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运动那么仓促，在学生组织之间，学生领导之间，跟社会上的民众，跟党内的改革力量，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这是当时非常遗憾的情况，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我在这场研讨会上也发了言，随后又写成文章。其中讲到：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5·17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5·17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5·17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5·17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4·26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赵紫阳5﹒17书面讲话，无疑是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中共当局做出的最大让步。那么，这篇讲话是怎样出台的呢？
我们知道，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赵紫阳的5﹒17书面讲话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5﹒16会议的内幕，早在八九民运期间，港刊即有所透露，六四后陆续又有会议内幕流出，例如2001年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这些内幕报道是否可靠是否完整，姑且不论。我以为，要了解5﹒17书面讲话的出台背景，那些真伪难辨的内幕消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根据台前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就完全可以勾勒出个大致轮廓了。
根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的台前的情况是：
1、5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赵紫阳以五常委名义的书面谈话。
2、接连好几天，直到5月19日，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台都以显著篇幅正面报道民运和各界的支持和呼吁。
3、清晨5时，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等前往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看望因绝食病倒住院的学生。
4、上午11时，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
5、5月19日晨5时，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6、19日晚，电视播出李鹏讲话，说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7、5月20日上午，新华社播发戒严令。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5月19日晚，当局的调门突然大变。
就在这天清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的讲话通过电视播出，看上去他的神情疲惫而无奈，不少人已经感到政局有变，不过赵讲话的基调仍然对学生是肯定的、爱护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鹏，李鹏在18日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会见学生代表时还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做得是对的”等等。这个调子并不违反他也被代表的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他就在电视上厉声宣布中央决定“制止动乱”。
联想到3天前闫明复到广场呼吁学生撤出广场，说如果你们认为党内有改革派，那你们这样做是对改革派不利的，我们可以合理做出如下推测：
就在那几天，中共上层两派正处在紧张对立但又脆弱平衡的极其微妙的阶段。在如何尽快使学运退场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两派人的主张都十分明白。赵紫阳一派主张尽可能地接受学生的要求，坚称采用更正面更温和的对话能够奏效，李鹏一派则断言非军管非戒严不可。在两派主张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强硬派也只好同意先试一试软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先试硬办法），如果软办法不奏效，他们就要动用军队。基于先用你的软办法试试看的心理，强硬派同意赵紫阳以政治局五常委的名义发表那篇书面讲话；接下来一天多的时间里，包括李鹏也不得不很勉强地作出某种软的姿态。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赵紫阳5﹒17书面讲话奏效，那就意味着温和派主张成功，从而也就巩固了温和派在上层中的地位。但倘若温和派的办法不奏效，强硬派就会主导政局，温和派将被清洗，并立即将硬办法决付实行。
我们看到，在给定的上层权力格局之下，此时此刻，不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决定了下面民运的命运，而是下面民运的进退动止，决定了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谁胜谁负。
这里，再讲讲赵紫阳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到邓小平依然掌舵这件事。赵紫阳讲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有人说赵紫阳是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是出卖邓小平；有人说赵紫阳是向邓小平摊牌，是挑战，是逼宫。赵紫阳本人事后解释说他毫无上述动机。参照赵紫阳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包括当天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种解释也可自圆其说。我这里暂且不去揣测赵紫阳讲话的动机，只考察这句话的后果。无可否认的是，赵紫阳这句话激起了抗议者们反邓倒邓情绪，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5﹒17书面讲话的关注。另外，如果说邓小平本人因此而对赵恼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尽管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在5月16日当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有强硬派拿这句话向赵紫阳发难。在以后的两天内，中共当局的公开表现，包括李鹏的公开表现，大致上还是没脱离赵紫阳5﹒17书面讲话的温和基调。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及时地做出积极回应，那么，不仅后来的戒严和屠杀可以避免，而且党内改革派的地位，尤其是民运的成果，也都是可以保住的。
有些人断言，八九民运横竖避免不了遭受当局镇压而失败的结局，理由是，中共最有实权的人物邓小平早就打定了镇压的决心，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行，得以让民众越闹越欢并一时似乎占了上风，仅仅是因为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因为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不赞同镇压。一旦在党内上层，强硬派打垮了温和派，民运的失败便是在劫难逃了。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八九民运的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意志。讽刺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也都坚决主张“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靠上面的恩赐”这一观点，我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把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调和一致的。
2015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