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网上搜到了一篇当年肉唐僧写中医的一篇文章
其实当年他还写了好多
不止这一篇
我把他的这篇文章转贴出来
不怕字多的朋友们可以一览
我不信中医，但我讨厌中医黑
微信群里两个事情不能碰，一碰就吵架。一个是转基因，一个是中医。微博里好几个人说：“肉唐僧这个人，要是在转基因上不犯糊涂，就近乎完美了……”云云，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痛心疾首，跃然纸上啊哈哈
今天不扯转基因，说说另一个禁忌话题——中医。
我自己是学西医的，不懂中医。我得了病就去看西医，不相信中医。但是有人喜欢中医，那喜欢好了，关我屁事。对那些中医黑，我打心眼里很讨厌。为什么讨厌呢？因为他们既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却把自己当度量衡，一天到晚的聒噪。好比飞机上空姐给你两种饭，一种是咖啡鸡饭，一种是牛肉面条。你选了牛肉面条你就闷头吃你的呗！偏不，一个箭步冲到过道上，大声喊“选咖啡鸡饭的都是傻Ｂ……”这不是脑子有病吗？中医黑最气人、最让我受不了的一点是：大家争论中西医谁好谁坏，正高兴呢。他来一句“不能说中医、西医，应该说传统医学、现代医学……”我就日你大爷了。就好比我喊一声“翠花，拿个烟灰缸来”。你跑出来说“别叫我妈翠花，她户口本名字叫李二翠，英文名字叫Ｍary”，你说你闹腾不闹腾呢？
从事功的角度来看，对中医的任何指责，放在西医身上也都是成立的。比如不是所有的病都能看得好、药物有毒副作用……这些，反对中医的人们也同意。他们之所以反对中医，主要还是方法论层面的。他们认为西医的实证是科学的，而中医的阴阳五行是捣浆糊的。
西医从希腊根儿上说起，方法论上和中医是一样的。都是“只知道一件大事儿的刺猬”。就是先弄个理论的大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咱中医是阴阳五行，古希腊是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和黑胆质。这种弄个大筐啥都往里装的路数，就是“六经注我”——有个先入为主的“我”，然后把事实和现象加以简化和曲解，来迎合“我”。如果拿一个模型来比拟的话，就是说收敛性过强——不管给它啥输入，输出都是“阴阳五行”这么个老三弦。这种路数，就会产生乔姆斯基的所谓“柏拉图问题”——吃很少，拉很多——在事实和现象层面用功太少，阴虚啊，气血两亏啊，理论却blabla附会出一大堆。
“……放血、通便、切割，服用各种已知的植物药、金属溶液，各种想象得到的饮食治疗包括完全禁食，其中大多是根据各种关于疾病原因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疗法。这就是直到一百年前为止医学的遗产”。这段话，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托马斯·刘易斯对西医历史的总结。听着是不是很像在说中医？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西医才转向的还原论思维，和中医完全不一样了。所谓还原论思维，就是“我注六经”——通过对大量事实和现象的归纳得出结论。自从还原论主导西医之后，西医主要有两个渠道去增加自己的知识。一个是实验医学。就是先有个假设，然后根据这个假设设计实验，在实验室里去证实或证伪。但实验室里得出的结论，能用在人体身上的少之又少。因为人体太复杂了，不可控变量太多。而实验室里的实验，为了实验结果可控就必然要简化变量，导致了结论成立范围的局限。这和微观经济学的局限是一样的——在假定条件下我的结论成立（但问题是现实世界不满足你的假定条件）。
我是个学医的，我对医学的信仰是在老师讲凝血机制的时候崩溃的。为了解释血液为什么被暴露在空气当中后会凝固，实验室的那帮家伙用电泳和离心机分离出多达13种成分，用罗马数字把它们命名为凝血因子Ｉ－ＸＩＩＩ，然后编了一套这13种东西彼此怎么互相作用的故事。对数学有起码直觉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这13种东西排列组合的数值。更何况你分离的办法只是离心和电泳，知道的只是这些“因子”大约的分子量和表面电荷，里面具体啥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教科书上的凝血机制就只能是个骗鬼骗自己的故事。
实验医学之外，西医另一个办法就是中医黑们津津乐道的双盲对照实验了。啥叫双盲呢？就是我突发奇想，想知道吃胡萝卜能不能长鸡鸡，毕竟这两东西样子比较像。那我就先在家里偷偷把胡萝卜磨成粉，装在胶囊里，叫一号胶囊。再在另一些一模一样的胶囊里装上茄子粉，叫二号胶囊。让医生把病人随机分成两种，一组吃一号，另一组吃二号。每天量鸡鸡大小的变化。所谓双盲，就是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啥，医生也不知道病人吃的是啥，只知道谁吃了一号谁吃了二号。好！这么吃了三个月，每天量鸡鸡的数据出来了。吃胡萝卜的鸡鸡没长大，吃茄子的反倒普遍增大58％。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实验者就要提出一个解释。这个解释靠不靠谱，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你能想到的可以两两对照的东西近乎是无穷的。也就是说，用双盲对照的这个办法，你可以得出无数无数的结论。但它意味着什么，却仍然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前面“柏拉图问题”的反面，叫“奥威尔问题”——吃很多，拉很少——在事实和现象层面用功很多，却得到很少很少的解释。
医学真正有意义的进步，很少是通过实验医学得到的，通过双盲对照实验得出的就更少了。比如发现微生物的巴斯德是个化学家。詹纳是个医生，但他发明牛痘接种是学的中国民间土方子。X射线是物理学家伦琴发现的，第一张骨骼X光片也是他拍的。弗莱明倒是个军医，但他发明青霉素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大多数医生搞出来的名堂都像青霉素的发明一样，颇具偶然性和喜感。比如听诊器的发明，是因为法国医生雷奈克接诊一位患心脏病的年轻姑娘。这位姑娘太胖，触诊叩诊搞不出什么名堂，雷医生又不好意思把耳朵贴在姑娘胸口听，于是卷了个纸筒……而乳胶手套的发明则颇具浪漫色彩：以前外科医生做手术都是不戴手套的。美国外科医生霍尔斯特德发明这东西，并不是自己用，而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器械护士，这个护士对所有消毒液过敏，所以他就为自己的爱人做了这种紧贴皮肤的手套。至于手术前要洗手并对器械进行消毒，这个故事就有点悲惨了：维也纳医生塞麦尔维斯发现产妇得产褥热的比例实在太高，他猜测是医生从解剖房匆匆跑出来给产妇接生时，把尸体上的脏东西带给了产妇，所以他强烈要求接生前洗手并对器械消毒。他的呼吁是如此强烈，以至他被同行开除出医生行会，失去行医资格，竟死在疯人院里。
近几百年来，西医主要还是受惠于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进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所提供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所能取得的成就终究是有限的。生理学这一学科初建之时，其宗旨就是“将生命现象还原成物理和化学”，其自大与浅薄也就可想而知了。
通观医学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西学所面临的两个严峻的问题：一是，突然有了个新技术或手段，比如链霉素治疗结核，医生一下子就牛逼起来，社会声望大大提高。这时，医生就不太拿病人当人，而仅仅将其视为疾病的载体。随着医学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医生靠各种仪器、检查设备和不计其数的英文缩写，建立起与病患之间无法逾越的沟通障碍。如此，医生不把病人当人的倾向就更难被扭转。病人作为人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和尊重，成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的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钱。仅仅两百年前的美国，只有百分之四点三的病人是在医院完成诊治的。绝大多数的治疗由家庭医生完成。即：病人不动，医生到处跑。现在，随着医院越来越来越大、诊疗设备的日趋大型化和复杂化，造成了医生不动病人动的局面。这除了引发医源性感染之外，还产生了过度医疗和费用过高的问题。虽然各国在医疗保险制度上各不相同，但是费用控制不住却是通病。小病大治，越是治不好的病越是拼命治，这符合医院和医生的利益，却损害了病人的利益。必须去医院才能得到医疗服务这个怪现象，也导致了医院基础设施不必要的扩张与浪费。而这一成本，最终也转化到病人自己头上。
中医西医之争。总的看来中医粉是下风的，受了不少窝囊气。我的建议是找几本西医史的书看看。一来知己知彼，二来也着实解解恨。前面提到的那个托马斯·刘易斯，按疗效把西医的技术分为三类：能治好病的，比如青霉素治疗大叶性肺炎，药到病除，但少之又少；大多数是半拉子技术——疗效不满意、病因不清楚，治着看，然后根据情况随便弄个理论去附会；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自限性疾病，比如感冒，不管它，五至七天也会好。但是医生治起这个最来劲了，又打针又挂水的。齐桓公所谓“医之好治无病以为功”，此之谓也。
这说的还是西医现状。而说到西医的历史，那就更不堪了。非医学专业的读者，卡斯蒂廖尼的大部头《医学史》读着太费劲儿。我给大家推荐雅克·安德烈的《古罗马的医生》，各种段子绝对不亚于《本草纲目》里的以屎入药。比如，有人生了病——不论是什么病，大加图都会给病人吃白菜。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前的六百年间，白菜一直是罗马人心目中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像数年前中国人茶杯里的胖大海。古罗马女人常用的避孕方法是在身上涂抹经血，不太常用的方法则是身披一张雄鹿皮，还得从大蜘蛛的脑袋里找到一只小虫子放在自己肚皮上。后一种方法应该可以奏效。因为，谁会有胆量和这么装扮起来的女人做爱呢？
如果是眼睛发炎，处方是在脖子上挂一句荷马的诗。奥古斯都得了肝病，御医每天都煮一大锅莴笋汤，不是让病人喝掉哈，而是让屋大维跳进汤里泡澡。奇怪的是，这种办法居然奏了效，元老院还特意为这位医生竖了一尊雕像，以示嘉奖。
安德烈的书有趣是有趣，但是只讲古罗马一段，并没能提供医学史的全景图，而且戏谑有余，知识量和逻辑条理却是不足。英国人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插图版医学史》，很适合非医学专业的读者。
说这么多，并不是卖书。而是想告诉大家，西医，就像托马斯·刘易斯说的，它“只是一门艺术（art），而不是科学（science）”。不要以为做个双盲再整个Ｐ检验就是个啥了不起的事情了。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既有柏拉图的功劳，也有奥威尔的功劳。所谓“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缺一不可。信奉还原论、实证主义的人，对先验的理论想像有过度的反感。这种反感，也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让他们终生曳尾于智商80左右的泥坑里，不仅错失了很多思考的乐趣，也损失了抵达真相的效率。
更为本质的是，就算你相信中医是有害的，但这不等于中医就是骗子。我们说一个人是骗子，那要同时满足两个要件：一是他图财，二是他自己明明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你怎么证明一个中医，他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医术呢？
一个人有没有权利选择去相信中医？也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权利去选择一种“愚蠢”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罗素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如果我们禁止一个人选择愚蠢的生活，那么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制定“愚蠢”的定义。如此一来，推论变显而易见了——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来替我们做决定，或者如圣西门设计的那样，由各领域的专家成立不计其数的委员会，来替普罗大众做决定。全知全能的个人也好，精英组成的专业委员会也好，他们并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他们能保证的只是，要你让渡出“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的个人权利。我们说德先生赛先生，好象科技和民主是好基友似的。但现实中，言必谈科学的人，方舟子啊，果壳啊松鼠啊，却总是专制的好朋友。道理就在于此——他们因为坚信自己比别人聪明，而主张自己有权干涉他人的生活。这是我极度反感松鼠果壳的原因，也是我极度反感中医黑的原因。
我不相信中医，我得了病不会看中医。但我不讨厌中医，也不讨厌相信中医的人。我讨厌中医黑，因为他们太蠢了。他们始终搞不懂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交出“犯蠢”的个人权利，最终的结局一定是1984式的地狱。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我们中国人，在张口闭口科学的极权社会下已经生活了70年，还要流多少血、吃多少苦，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