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
1966年6月18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 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泽东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这里仅谈两点原因。

首先，是“教育缺失”。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

其次，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
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１９６６年时的红卫兵武斗
是少有功利的（１９６７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武斗
金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