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号李鹏宣布戒严后，我在天安门广场睡过两个晚上，在公共汽车底下。

一个下午，他们给了我两个汽油瓶，说是解放军要进攻，我睡觉的时候，就把两个汽油瓶，放在距离我脑袋50厘米的地方。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五月的北京很冷，公共汽车里面住女生，男生只能睡外面。

后来解放军也没来，我就回学校了，学校里也无所事事，我爸告诉我，立即回家，可能要出大事儿。

我就坐着火车回深圳，火车到武汉，走不了了，被武大的学生堵住了。等了两天，有人送吃送喝。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回到深圳。

回去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大梅沙游泳，结果回来深圳武警查车，看了我的学生证，盘问了几个小时，幸亏我是回深圳，而不是出关去大梅沙，那样他们就会怀疑我游泳去香港，最关键的，有武警七支队的朋友打招呼，就把我放了。

开枪那天，是在香港电视台看到的消息，翡翠台，那时候深圳还能收到香港电视台的模拟信号。

我想：完了，这下没书念了，啥时候才能返校？

可后来通知复课了，8月底回到学校，但没上课，依旧无所事事，白天练习忠字舞（集体舞），晚上去学校图书馆看书，连续练习了一个月的忠字舞。

1989年10月1日，傍晚去天安门广场，等了几个小时，首都几万大学生，晚上开始跳舞，连续跳了几个小时忠字舞，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第二天凌晨才回学校，来回4-5个小时，都是步行。

因此，我的人生中，有三个晚上，是在天安门广场与同学们一起度过的。

我对六四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不再想了，35年了，觉得没有意义。

我大学同学里，六四比较积极“争取民主”的，甚至参与绝食的，甚至还有几个坚持到开枪那天晚上的……毕业后基本都进了体制，绝大部分都是中央各个部委，对外友协，文化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后来的商务部）核工业部，信息产业部，还有总参部，保利公司……很多人大学三四年级就入党了。

现在他们都位置比较高了，都是官员了，大学同学群也解散了，部委的同学自动解散的，应该是组织要求的。

他们现在变成这样是我始料未及的，那时候他们经常骂我，我与他们比，家里富裕一些，家里可能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吧，深圳工资高。

他们最恨我的，就是我告诉他们说，咱们这么折腾可能没用，干不过共产党。但这是我爸告诉我的，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列宁语录我看过，列宁说：一个拿枪的可以管理100个赤手空拳的。

那时候他们每月生活费只有几十块，而我几百块，基本上不在学校食堂吃饭。我是我们系第一穿耐克鞋的，所以他们认为我家是“官倒”，剥削阶级。

二三十年后，他们纷纷把孩子搞出国，也富起来了，就不再骂我了。

我的大学同学们，这些六四的积极分子们，都活到了现在，一个个都是正能量满满，说一句中国不好，就像要了他们的亲命……

有时候我就想，35年前，要是把他们都突突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还是屠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