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今天，是香港反送中抗议全球活动，在柏林的港人也参与其中。

当天，我的负责人让我加班做了一个报道。至上午11点多，我匆匆赶往柏林的反送中抗议地点。在路上发生车祸。

车祸导致我的一块脊椎骨破裂。醒来时我已在医院，我问医生：「我能离开吗？我想去采访」，医生说：你哪也不能去，你必须得接受手术。

非常遗憾，我错过了这次抗议活动。

因为要等最好的医生，我是隔了一天后才做手术。这中间有个小插曲，一位欧盟前外交官携他的中国女友曾以探望我之名试图拍摄我的病历，包括X光片等，我在病床上，听到这名前外交官在病房外向医生询问我的情况，我非常敏感，请正在探望我的绿党前创党主席之一的Eva Quistorp女士告诉医生，任何人不得探查我的病历。几年后，这位欧盟前外交官涉为中共服务而被警方搜查。

手术时间也是上午11点。术前麻醉医生问我害怕吗？我说不害怕。他转头看看我的血压数据，确实，我的血压一丝波动都没有。然后他给我打入麻醉液，我沉沉睡去。

我经历了数小时的手术，在术后观察室里，有医护人员在陪伴我，等待我从麻醉中醒来。醒来前我一直在做「警察追我」的恶梦，我不停的挣扎；一名护士紧紧握着我的手，我醒来时满脸是泪，我又说「中国警察在抓我」，护士低下身拥抱着我，说：这里是德国，你是安全的。至此，我完全清醒过来。

然后她告知我，接下来护工要把我送到病房。我仰着头，看着从一个屋顶到电梯的顶部，再过一个长廊时，是美丽的天空，我听到阳台上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的三位朋友在病房的阳台上向我挥手，那一瞬间，傍晚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有些幸福。

我住院期间，是我印象中柏林最潮湿闷热的日子。我还记得在康复医师没有到来和指导我如何移动和复健的动作之前，我凭着本能悄悄开始了这些动作，后来我告诉来查看恢复情况的手术医师，康复医师，我已经试着站起来移动，他们都很惊讶，并说我凭本能完成的动作完全是对的。

后来我不断刷新医生的预估，很快可以负重一瓶 瓶装水，后来渐渐可以自己去超市买超过一公斤以上的物品，再后来我又可以重新背上装满物品的双肩背包；半年后，我重新可以打乒乓球，爬山。行走如风……，甚至一年后，四个背部术后的伤口都变得非常不明显。

2010年，我逃离中国时，在香港停留期间，邹幸彤、Patrick Poon,Chine ,李柱铭先生、蔡淑芳女士及很多港人，给了我帮助。多年后，这块破裂又被固定的脊椎骨是我给香港的爱的证明，从此我一直与他们的命运绑定。

我不会刻意忘记疼痛感，这场车祸期间，凛冽的痛、钝感的痛，我都记得。我珍惜用疼痛感重新换回的生命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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