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既不是因为中共所言的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因为苏联逼债，除了毛和中共高官的根本政策是错误的外，更重要的是中共的体制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根本不能自由迁徙。正如冯客所言：“中国的一党制消灭了社会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没有言论、迁移、旅行、信息……的自由， 老百姓只有听命令，按党的指示去做，错了完全没有办法去纠正，连干部也是不自由，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国像一个军营一样，农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条。”

给各地主官阻止百姓外逃的上方宝剑是中共发的一个文件。1959年3月，在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称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更加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

比如在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河南信阳，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尹曙生撰写的文章《曾希圣是如何掩盖严重灾荒的》，文章称1960年，中共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陈云等高官视察安徽，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彼时的安徽正处于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整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镇街头、交通沿线，死于中途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呈现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

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封锁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过查看安徽公安厅档案保存的警卫工作总结报告摘要，发现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对××的警卫，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下设接待、保卫等组，由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分别担任组长。

“省公安厅抽调相应人员，分赴沿线路段，调查情况，采取安全措施，通过基层组织，监控坏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县委委员，每1至2公里，有一名区、乡党委委员负责，市、县公安局则分段包干，各负其责，进行保卫工作。对住地、参观点首长可能接触到的人员事先进行政治审查，保证绝对可靠。食品、卫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确保视察期间的安全。”

“对已经决定前往视察的地、市、县，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对参观单位和晚会演出人员中有问题的人要妥善处理；对危险分子，要调整班次，或以下去劳动的办法，暂时调离；对一般复杂分子，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夹起来的办法加以控制。

“对中央首长要参观的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等16个较固定的单位，从中挑选1500名积极分子，来欢迎、接待中央领导；这些单位其他职工一律不准出现在领导视察的现场。对首长乘车参观途径的地方，一切有碍观瞻的都要在首长到达前清除完毕。”

在这样的严密封锁下，中共高官们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圣希望他们看到的而已。

---中共封锁政策与两次老百姓饿死惨剧
作者: 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