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就“政治抑郁”采访美国临床心理学家Robert Lusson
我曾经也有比较严重的“政治抑郁”，甚至还因为严重抑郁患上了一种罕见病。医生说这种罕见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很少见，抑郁症可能跟这种罕见病有较大关系。
有两个当代哲学家对治愈我的“政治抑郁”产生过巨大影响：
一是法国哲学家Quentin Meillassoux。当我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世界之后，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逆转。
毕竟恐惧和忧虑是过度预测导致的结果，是一种理智病，也是一种未来病。如果你最终领会到平静地接受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你会变得更加从容、平静和坦然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依我的个人气质来看，能有这种认识是一种莫大的自信：面对不确定世界反而给了我坚定和从容的信念，还削平了过度理智导致的不必要纠缠。未来不再像枷锁一样禁锢我。未来不再成为评估现实的唯一准绳。未来发生了失重。未来重新回到了未知状态：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
正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美国哲学家Martha Nussbaum。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她那里接触到斯多葛哲学。
斯多葛主义要追求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状态，是要放弃寻求控制不可控世界的非分要求。之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分要求，是因为它像过度理智一样，是一种不合理或者超过欲望限度的“过度欲望”。这里的“过度欲望”并非指欲望太多、欲望横流，而是指欲望超出了人可以承受的理性范畴，就像过度理智导致焦虑和恐惧那样。
但斯多葛主义並不是中国古代的老庄思想，也不是佛教的弃世思想，而是一种海明威式重压之下保持风度的英雄主义。
机缘巧合，在两个跟斯多葛主义並沒有直接关联的哲学家身上，我平滑过渡到了斯多葛主义上去了。
对于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平静对他来说意味着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