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风雅有一种病态
基本上,中国古人几乎从来没在矫揉造作和野蛮习气之间找到折中平衡。这种折中平衡就是天性坦率。即使以性灵著称的公安三袁也不能免俗。袁宏道自嘲: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这种伸缩自如的做法,说起来是自嘲,其实是受到中国人赞赏的。
党进是个粗人,有一次他被宋太祖调去守边疆,但临行前非要来辞行。宋太祖知道他不会讲话,本想推脱,但党进执意要来。来就来吧,党进跪在朝堂上,半天说出一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引得哄堂大笑。
想必这句话,党进背了一晚上吧,但是没有附庸成风雅,反而弄巧成拙,遗人笑柄。
至于陶谷,因为纳了党进府上一名家妓,还颇穷酸地显摆取雪烹茶的风雅,结果家妓说:彼粗人,安知此?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饮羊羔酒尔!
一下就刺中陶谷的穷酸和迂腐。
粗人学风雅贻笑大方,文人学风雅就不矫揉造作了?文人学风雅一套一套的。那种架势很像现在人说的意识形态:他用附庸风雅来表明自己对礼教的臣服和从礼教中获取的造诣。
不论是风花雪月,还是民间疾苦,要附庸风雅都有章法和套路可循。即使抨击时政,也有击鼓骂曹可以效仿。总之中国古人所认识的历史,是掺杂道德说教和文人信仰的。他随时都能找出可以效仿的先贤。一旦效仿起来,就觉得自己文雅起来了。
比如圯上纳履的故事,看起来像是历史,又像文人编造的故事,但本身有道德说教的意味。而中国古代历史大都是这样传播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在中国古代既是政治教科书,又是意识形态机器,还是文人附庸风雅的宝库。也就是说,历史无关乎事实,关系到的是礼教和情怀。这首先是对客观精神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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