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抗战后，中共发动暴力土改的目的，就是逼迫农民纳“投名状”，以动员农民、调动资源打内战（有删改）
通过打仗来夺取天下，仅仅讲民心向背很重要吗？人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只有在民主选举条件下，通过选票表达出来，才能真正落实。
但如果国共两党打仗，即使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也不等于我愿为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
内战获胜一方，与其说是赢得了民心，不如说其动员群众调动资源的能力更强。因为战争胜负归根到底是动员力，不取决于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决于哪一方能够为你玩命的人更多。
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都是学习列宁暴力夺权、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经验的专制独裁政党，都不是经国民选举授权、代表民心民意的政党，都反映的是其党魁党派暴力夺取政权的一党之私，本无所谓谁更得民心，只是当时掌权的国民党比在野的共产党更腐败一些，使其更令国民厌恶。
虽然老百姓同情共产党，厌恶国民党，但是如果要为打内战而进行高强度动员，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动员资源，就必须要“土改”，这时候的土改，含义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据统计，整个土改运动中70%的流血是发生在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而老区土改基本上没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么叫老区？所谓老区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抗战时期共产党没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减租减息，公平负担。总而言之，还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剥夺了，只不过不搞暴力阶级斗争。到了1946、1947年的时候，土地已经是非常之分散，老区是没有什么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区土改，几乎是村村流血，没有哪个村是不死人的。
很多材料显示，晋绥边区土改流血比较厉害，说那里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极左。可是我们要知道，晋绥边区绝不是最左的，绝不是流血最多的。晋冀鲁豫地区土改也是村村死人。说晋绥边区的土改是康生搞的，毛主席不知道，这怎么能服人呢？晋绥边区跟陕甘宁边区只有一河之隔，晋绥边区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派出去的，一个是毛主席的大秘书，一个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个案例，说的是辉县二区南平乐村。这个地方已经搞过好几轮了，都认为搞得差不多了，但是还不够，有几家地主没有斗。
最有意思的是说：“如经营地主张自如，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就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经营地主丁国平，人九口，地五十一亩四，其实经地丁国平人均收入连平均都达不到，因为通过张自如的例子可以算出平均值，“但是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师，儿子当教员，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穿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就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断地查、不断地斗，一定要斗死人。
每村都建了统计表，统计打死了多少人，分了多少斗争果实。斗争果实中土地很少。如河南这个土改点，全村两千多亩土地中只有161亩（7.2% ）是胜利果实，可就在这个113户的小村庄，打死了七个人。
吴村6000多亩土地，只有500多亩是斗争果实，但打死20个人，其中地主14个，还有5个是特务，1个是恶霸，在这个斗争当中有18%的人逃亡了。
老区土改逃亡非常严重，大约都是20%，斗死了2%的人。逃亡的这20%到国民党那里，被称为匪区难民，国民党没有组织他们还乡，而是让他们自谋出路，结果这些人很多都在国统区流离失所。
为什么土改要搞得那么血腥？
中共认为，农民也许不会为了几亩地“抛头颅洒热血”，但若共产党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会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
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么地步呢？一个4075人的村子，斗争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两个人是地主，四个人是富农，其中有10个叫做恶霸中农，有9个叫恶霸贫农，全村被斗争的户达到332户，被斗争1201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862人，其中真积极分子271人。在打死5条人命后，这些半积极、假积极的人都交了投名状，最后不得不变得真积极起来了。
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有了投名状就不怕发动不起来了。
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在土改中分的是谁的土地呢？一部分是分掉地主土地，另一个部分是分掉农村族庙公产，把传统农村中作为传统认同象征的社区公有土地彻底消灭，实现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化。
这样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就变成百分之百的小农私有制，形成了“一小二私”的局面，后来则被中共搞成了“一大二公”。因为你死我活的土改，一个方面提供了高强度动员机制，把组织资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面，把传统的乡村认同一扫而空，使得乡村社会彻底丧失了自主治理能力，以至于到了1960年出现饿死几千万人还基本维持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