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平安的宋彬彬

宋彬彬走了，按他家里人说是带着“极其安详和平静”的心情走的，恐怕未必，这样的措辞是让宋彬彬不安于另一个世界。
她没走出红二代的魔咒，也没走出庸人的自辩，但她又不能否认那场“革命”的荒诞和邪恶，直接造成她校长的死，所以晚年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为自己辩护，她怎么可能平静？
他们这些红二代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罪恶要么不反省，要么反省得非常肤浅，与其说是反省，不如说是自辩，宋彬彬就是典型。
苦难本来应该酝酿超越的，像托尔斯泰，但中国人很难，红二代更难。以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所造的罪恶，他们中间本该诞生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物的，但他们不肯揭痂换药，他们怕疼，所以那心灵的毒疮一直就好不了。如果他们能诞生一位托尔斯泰式的人物，今天的中国就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宋彬彬不承认她改了名字为“宋要武”，不承认《光明日报》的文章是她写的，不承认她参与了殴打校长，独独无法否认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参演的那一幕行为艺术给“文革”造成的核反应级能量。不承认，不等于没发生。
不管他们怎么掩盖，怎么自我麻醉，他们可能什么都有，唯独不会有“安详和平静”。因为他们以无神为神，不肯接近基督教，不承认原罪，所以不知道悔改，不肯效法托尔斯泰这样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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