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数字统治”，迪朗讨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重现了封建领地内部的封建领主与其臣民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

具体来说，网络空间及其链接的各种终端能够采集的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领土”和领土上的资源，而所有的平台企业都在试图通过构建多平台的平台体系与配套的终端体系，占有更多的网络领土并攫取数据（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数字圈禁”[digital enclosure]）。

而在数字领地的内部，用户经受的是自动化的算法治理。在迪朗看来，算法治理通过各种概率预测，剥夺了主体的反身性空间，也就是剥夺了主体挑战现实的能力。优步（Uber）司机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给出的订单、路线与价格，别无选择，因此这里存在的是“虚假的自主权”。

算法治理形成的是一种“自动化社会控制”，而这种“集体权力自下而上的象征性结晶过程”，“以权力的形式反作用于追求自身目的的组织对个人行使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制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用户—平台关系）和超经济的强制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得到了复活。

第三章为“无形资产的食利者”，迪朗在这一章讨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复活了封建制下的租金与贡赋的转移机制。在他看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租金转移机制的关键在于平台对无形资产的垄断。

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分工的演变，基于知识产权、品牌、专利、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垄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左端（设计与研发）和右端（销售与服务）能够获得的利润不断增加，而中段（生产）的利润在不断减少。（中国制造业多在中段）

这是因为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无形资产的所有者可以通过租金获得更多的收益。

在具体的租金转移机制上，迪朗谈到了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无形资产的级差租金、动态创新租金四种形式，它们分别反映了核心企业在直接控制生产要素、间接控制直接生产者、利用无形资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和利用无形资产进行创新所形成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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