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

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

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

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

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

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

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

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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