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当时出自崇文区的遣返对象的子女白玉福回忆说：
8 月 18 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新华印刷厂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父亲由于历史上有污点－－他参加过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任少校教官。－－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他在工厂被关了近一个月。 9 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在三个年轻红卫兵的押送下，回到 家里。红卫兵向我们全家宣布：三天之内，全家滚出北京！
三天？我们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问：“怎么，我们子弟也走吗 ? ”“对，”红卫兵厉声对哥哥喝道：“全家都滚蛋！一个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块去新市委群众接待站上访。新市委接待站聚集着一大批遣返对象的子女，他们中有些人还佩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这些子女异口同声说他们已同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正在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们一块遣返，不是把他们往反动阵营推吗 ? 接待站的同志一听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汇报。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诉我哥哥他们：政治表现好并且经济上能够独立的“黑五类”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于年龄小，经济上不能独立，只好随父亲一块离开京城。让人不解的是红卫兵也不知道把我们家送往何方，他们只是见别的工厂开始遣送“黑五类”，他们怕落后于形势，便匆匆地订下了驱赶“黑五类”的时间表。不过红卫兵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因而他们命令我们少带东西，几个铺盖卷、几双碗筷就足以了。他们还让我们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裤子，棉袄棉裤也必须是黑色的。说这是统一规定，若不执行规定北京站革命群众根本不让上火车，还可能被革命群众痛打。
我们按照红卫兵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 9 月 17 日，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在一阵“四类分子滚蛋了！”的喊声中，我们一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车。吉普车很快驶离了我们住了十几年的紧挨着元大都土城墙的小院，我的心一阵发冷。北京，别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边了！再也看不见你了！
吉普车开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下车一看，吓了一跳：满广场都是穿着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手里拿着皮带、木棍的红卫兵，足有几万人。广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跟我们一样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黑五类”扶老携幼在这条通道里慢慢蠕动着。红卫兵们不时举起皮带、拳头朝“黑五类”砸去，“黑五类”躲得了这边，躲不了那边，一副悲惨相。
看到这情景，我父母想往后退，但押送我们的新华印刷厂红卫兵不答应。说早晚得过这一关，而且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没办法，我们三口人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还好，连走 30 多米都没挨着皮带，红卫兵站在两旁只是讥笑我们三口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袄。由于时间紧，我母亲只用大针缝缝就给我们爷俩穿上了，所以棉袄很不合体。我父亲的棉袄一边长一边短，袖子还掉了下来；我的棉袄又肥又大，后边还撅着。引得红卫兵们一阵大笑。
但快到进站口时，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前边的一对老夫妻被红卫兵截住了。红卫兵开始搜他们的身，当搜到那老妇人时，老妇人有些慌乱。红卫兵立刻警觉起来，挨个口袋翻查老妇人的衣服。突然，一个女学生翻出了一叠钞票，她立刻变了脸，吼道：“谁让你藏现金的？没看见我们的布告吗？‘黑五类’不能带任何贵重物品上车。你为什么违反规定？”这时那“黑五类”老头扭过脸说：“这都是我们近几个月的工资，到乡下要花钱的。”“好啊，你敢顶撞我们？！”那女学生立刻朝老头举起了皮带，只听“啪”的一声响，金属皮带环打在老头眼眶上，顿时鲜血如注。老妇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几个红卫兵死死拉住。“打——！”只听一声喊叫，十几个红卫兵一齐朝老头扑来，棍棒、皮带雨点似地落下。老头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红了他的衣服，连地上也汪了一滩血。他的脸肿得吓人，红卫兵停下手后，把他像拖死猪似地沿着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经吓傻了，呆呆地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学生大喝一声：“滚！”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动。但没走几步，不知哪个学生喊了一声：“这是地主婆！”于是老妇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袭击，学生们争先恐后朝老妇人身上啐。老妇人身上脸上头发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里一个劲儿地喊：“饶命！饶命！”
厄运终于也落到我们家头上。我父亲由于走在前面，脚步快了一些，学生们立即截住了他，一阵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我父亲嘴里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红卫兵才放过了他。接着是我母亲，由于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钱，几个女红卫兵揪着她头发往地上撞。要不是后来广场上突然响起了红卫兵指挥部的紧急广播，我母亲必死无疑。就这样她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站台时得我牵着她。
上面这个人的回忆，真切地描绘了当时遣返运动的情景。由于遣返对象大都是下层人士，所以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中很少介绍，文革史学家关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与知名人士在文革时的遭遇，对于成千上万普通“黑五类”的苦难，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其实普通百姓的凄惨苦难，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广的不幸。
---金汕等：文革被赶出北京那10万人的悲哀
